1988年8月，成都市亚光电工厂挂牌出售、出租新旧住房供职工选择。

　　 2000年，天津建成全国最大的安居工程--华苑居住区。6年来，天津市危房改造工程累计新建住宅2073万平方米，还迁安置居民30多万户，110万居民的居住条件得到改善。

　　 2006年，北京市民在第22届房交会上观看楼盘模型。

　　 2007年11月，即将竣工的拉萨阳光家园廉租房小区。2007年8月7日，国务院发布《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廉租房被摆在了显要位置。

　　 改革开放30年，我国关于住房制度的改革探索实践也经历了近30年。从酝酿探索到正式启动、从分期分批推进到不断深化、从福利分房制度终结到住房保障时代开启，我国关于住房制度改革的每一步措施都清晰可见。

　　 住房制度的改革不仅改变了城市的面貌，也改变了许多人居住的环境、品质、观念和价值。在房改进程的推动下，中国楼市新时代不断被开启，目前中国的房地产业已经从最初的“居者忧其屋”、“居者有其屋”进一步升级到“居者优其屋”的时代变迁。

　　 福利分房年代：苦熬多年，才分到一个单身宿舍

　　 “现在的许多年轻人都羡慕我们那会儿能分房，不用自己掏钱买，却不知道我们分房的路有多艰辛！”在一家国企工作的陈阿姨对当年的分房过程感慨不已。

　　 当时的分房情景，陈阿姨至今记忆犹新。“那时候，单位的房子十分紧张，所有的人都得排队打分，只要有一点动静，送礼递条子的、找关系的人特别多。我和我们家老头是双职工，也等了近5年才分到了一个单身宿舍。”

　　 “那时的条件和现在根本没法比，住的是‘筒子楼’。卫生间是一层楼共用，厨房就搭在走廊里，洗澡要么去集体澡堂子、要么就到楼道里公用的卫生间关起一格厕所门洗。后来有了孩子，在房中间摆个书柜算是当堵墙隔个小房间出来。直到90年代初，由于工作表现好才给换成小套间，建筑面积也只有42平方米。”

　　 和陈阿姨的感受相同，接受采访的多数父辈人都有着和她相同或相类似的辛酸经历，如何熬上一套房子成了他们共同的忧虑。“住房靠国家，分房靠等级”，在福利分房年代这一口号十分流行。

　　 “那时，绝大多数城镇居民解决住房问题仍停留在‘等、靠、要’三个字——等国家建房、靠组织分房、要单位给房。”有过福利分房经历的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尚教蔚说。

　　 对于那一时期的中国房地产市场，曾多次参与国家房改政策的研究和制定、国家房改方案的主要起草人之一顾云昌有着更多的感受，他目前的身份是建设部住房政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房地产及住宅研究会副会长。

　　 顾云昌说，福利分房年代建房难，分房更难。为什么进行房改，因为原来的住房制度已经严重阻碍了中国住房的解决。有一个数据，解放初期我们人均住房居住面积是4.5平方米，但到了1978年我们人均住房居住面积却只有3.6平方米，反而下降了。这其中虽然有城市人口增加的问题，但主要还是建设速度跟不上，同时仅仅依靠国家财力解决问题是不行的。

　　 据他回忆，从上世纪80年代初就已开始讨论住宅的属性问题，有关它到底是商品还是福利品，讨论了好几年，一些大的经济学家都参加了讨论。在讨论基础上得出了一个结论：即住宅必须走商品化道路，但商品化道路怎么走，各方分歧意见很大。

　　 当时房改大概有这样两种思路：一种思路是以租金改革为起点，因为租金太低，必须改革低租金，如何改革低租金，举行了很多次研讨会。1987年国务院批准的烟台、蚌埠等城市的方案就是以租金改革为重点，试图通过租金改革促使我们住房制度的改革。但提高租金问题也随之而来，当时老百姓的收入很低，支付不了怎么办，那么就要增加补贴。提高多少租金，增加多少补贴，这在当时进行了很长时间的讨论，几轮之后方案才最终定下来，里面的过程非常复杂。

　　 第二种思路是不以租金改革为主，而是以住房产权制度改革为重点，以出售公房为重点。当时借鉴了新加坡、英国等国的经验，几代领导人都非常重视。

　　 “不仅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是邓小平，中国房地产改革的总设计师也是邓小平。”顾云昌说，实际上我们房改方案最终的实现都是按照邓小平1980年关于住房和建筑问题的讲话来做的，他在1978年就说，要动员个人手里的钱解决住房问题，个人建房可以，买房也可以。到了1980年的时候他说，要鼓励大家买房，新房可以卖，旧房也可以卖。可以一次付款，也可以分期付款，对于低收入者给予补贴、抵押贷款等。这实际上把我们房地产住房分配体制进行了彻底改革，即原来是住房实物分配，后来则是住房货币化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