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6日，前外交部部长乔冠华遗孀章含之在北京平静辞世，终年73岁。

　　 章含之，从毛泽东主席的英语教师到外交部翻译，从亚洲司副司长到外交部部长夫人，其间卷入并见证了许多政治风云。这位漂亮、优雅的名门女子曾梦想做一名话剧演员，却万没想到，自己会被置于时代舞台的聚光灯下，演绎悲欢起伏的传奇人生。

　　 上书毛泽东改变人生际遇

　　 1935年，一名女婴诞生在上海，她的父母却因社会地位悬殊无法结婚。时为著名律师的章士钊收养了这个没名分的私生女，更名章含之。进入名门的章含之，从此过上富足体面的生活。

　　 12岁时，章含之被话剧《水仙花》(改编自《简·爱》)深深吸引，一度想做演员，但遭父亲严辞拒绝，“章家不能出戏子！”1953年，高考在即，章含之原本想报考清华大学水利系，做“钱正英”；或者是建筑系，成为“梁思成”，却又被父亲劝说，“女孩子家学工科不一定合适，学外语倒是蛮好！”最终，她成了北京外国语学院英文系的新生。

　　 1963年，章含之随父亲赴毛泽东七十寿宴。这次与毛泽东的会面，开启了她不由自主的红墙内人生。

　　 次年元月，章含之受邀每周一次到毛泽东住所教授英语。课后，她时常陪这位特殊的“学生”吃饭、散步、聊天。其时，章含之28岁，“文化大革命”山雨欲来。

　　 半年后，章含之投入北外的“文革”斗争。她曾两次上书毛泽东，直陈“文革”的荒唐及对知识分子的迫害。“章老师”的信，没有扭转北外的斗争形势，却成功恢复了她的自由身，她甚至还被指派加入“九大”报告的翻译班子。

　　 1970年，章含之应邀来到毛泽东的游泳池住所，再次见到了这位阔别6年的“学生”。在《跨过厚厚的大红门》一书中，章含之回忆了当时的情形：“我进去时他还半靠在床上喝茶。……主席很高兴地笑着拍拍床沿叫我坐下，还把他的茶杯推给我，叫我喝他的茶，说：‘哎呀！我的章老师，好多年不见！你好吗？这些年，你经风雨见世面了没有啊？’”

　　 嫁给“乔老爷”

　　 1971年，经毛泽东直接点名，36岁的章含之从北外调入外交部，从普通科员起步，经科长、副处长、处长拾阶而上，一直升至亚洲司副司长——这是她在外交部担任的最高、也是最后的一个职务。

　　 在《跨过厚厚的大红门》中，章含之只字未提前夫，而这段婚姻，是在毛泽东的指示下终结的。

　　 1972年9月里的一天，毛泽东在听取中日首脑会谈情况汇报时，话锋一转，当着众人的面问章含之：“……你好面子，自己不解放自己！”章含之当场痛哭失声。

　　 与前夫办离婚手续期间，章含之与时任外交部部长乔冠华相互表白了彼此的爱意。乔冠华，这位23岁即获德国哲学博士学位的才俊，以其出众的才华，在联合国恢复中国席位大会上永载历史的开怀大笑，让章含之爱之深切，矢志不渝。而章含之的出众容貌与举止，也让中年丧妻的乔冠华初次见面便怦然心动。

　　 离婚不久，章含之与乔冠华的关系逐渐明朗，旋又遭受来自主席的压力。“毛主席祝贺我解放自己，是希望我此后能为他好好工作，没有让我马上跳上乔老爷的船和他谈情说爱，同他结婚。”

　　 1973年，毛泽东指示“要培养女外交家”，点名让章含之赴加拿大任大使。这位原本可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位女大使的“章老师”，再次作出惊人之举，断然拒绝“学生”的任命及可预见的锦绣前程；选择了外长夫人的身份与接踵而来的跌宕人生。

　　 婚后，乔冠华搬入史家胡同51号，一直到1983年病逝，终年70岁。

　　 1976年，乔冠华被免去职务，随后又被查出患有癌症，社会地位和生活质量随之一落千丈的章含之始终守在丈夫身旁，争回“高干医疗”待遇、呈递万言申述信、为丈夫的平反奔走。在回忆录中，章含之写道，“我的一生无论是正确的或错误的决定永远是受自己情感的支配。”1985年，文汇出版社总编萧关鸿经好友引荐，在史家胡同51号第一次见到章含之。面对初次认识的年轻人，50岁的老太太提及两年前过世的丈夫，泪如雨下。

　　 再次上书前途毁灭

　　 1976年，是章含之最不愿提及的年份。这一年，乔冠华与章含之双双被外交部除名，政治生命戛然而止。

　　 章含之在外交部任职5年期间，在复杂的人事斗争中越陷越深。她将两人命运急转直下的原因归结为毛泽东的一张字条。1976年某日，华国锋去见毛主席，谈及“批邓”，他认为现在的一些做法不够好，并谈了一些新设想。当时已经口齿不清的毛泽东写了张字条，“你办事，我放心。”华国锋从毛泽东那儿出来，碰见乔冠华，给乔冠华看了条子，解释说他请示批邓并得到毛泽东的允诺。乔冠华表示理解，并没放在心上。

　　 “后来，天下人都知道了这张条子——那成了毛泽东让华国锋接他班的诏令了。而却有一个人知道，不是那么回事，条子不是那个意思，那你说这个人，他能活吗？”章含之在《跨过厚厚的大红门》中写道。

　　 而据历史学者章立凡考证，毁灭两人前途的是章含之呈递毛泽东与江青的一封密信。其时，在外交部人事斗争日益白热化，且全国处于“批邓”高潮、“四人帮”暂居上风之际，章含之再次将命运寄托于与毛泽东的师生情谊，以“我们”(章、乔)之名，上书告发两名“敌人”——当时外交部的“通天人物”唐闻生、王海容。

　　 信件指出：一、觉察到康生通过唐闻生、王海容诬告江青、张春桥事件，是邓小平幕后策划，所以要向主席揭发；二、唐闻生、王海容曾向老乔调查江青、张春桥的历史，乔冠华表示完全不知道；三、我们(乔、章)坚持原则，劝唐闻生、王海容不要替康生传话，特别指出关于江青的话尤其不能传，因为客观上矛头是对着主席的；四、唐闻生对江青有议论(应当退出政治活动养老)，王海容涉嫌有意安排证人吴仲超出席人民大会堂宴会。

　　 意外的是，毛泽东批评此信意在“借刀杀人”，“借中央之刀杀王海容、唐闻生”。不久，“四人帮”倒台，专案组在王洪文家中抄出了一份组阁名单，乔冠华出现在“政治局委员”与“副总理”之列。

　　 乔、章被隔离审查后，女儿洪晃的留学生涯也随即中断，下飞机后，迎接她的是乔冠华专案组成员。那时，乔冠华押于后院隔离，母亲章含之则在外交部受审。

　　 提及这段往事，晚年的章含之感慨，“我一生中一系列重大转折都离不开毛主席，他在我生活的每一关键时刻主宰了我的命运。”

　　 《炎黄春秋》执行总编徐庆全认为，章含之的一生，外力的推动和自身的主动结合在一起，后者的因素还更多一点。但她又不懂政治，不知道毛泽东的平衡点在哪里，如果不写那封信，她和乔冠华完全可能是另外一种人生。

　　 晚年“想为自己活”

　　 晚年的章含之，大多数时间里，依然生活在影响她一生的三个风云人物的影子里。她频频接受媒体采访，一遍又一遍地述说着自己跌宕起伏的一生；她为养父出版了《章士钊全集》，10卷本近500万字，2002年，在上海福寿园落成章士钊墓及铜像；她为丈夫出版《乔冠华文集》，在福寿园为丈夫塑铜像，将其在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大会上那副著名的笑容定格为永恒；她不断地充实回忆录，积极地为自己的每部新书做宣传，签名售书。

　　 “老人家就是想让自己不停地运转，让自己没时间思考，淡化悲伤。”章含之的好友叶荣臻告诉记者，乔冠华的离世对她打击非常大，一夜间苍老许多。即便这样，她在公众，甚至亲友面前时刻保持着完美的优雅与名门闺秀的气质。

　　 据叶荣臻介绍，章含之从来不买衣服，她在北京、上海、青岛各有一位专职裁缝，每套衣服都精心搭好配饰。无论是出席宴会，还是在家待客，甚或在病榻上，她始终把自己收拾得精致而体面。

　　 洪晃在《我的非正常生活》中写道，母亲写书之前，要买新文具，要把桌子收拾干净，再泡上杯碧螺春。后来干脆在青岛买下一套公寓，面朝大海，伏案写作。

　　 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章含之陆续出版了《风雨情》、《那随风飘去的岁月》、《跨过厚厚的大红门》。书的责编均是章含之的老朋友、文汇出版社总编萧关鸿。他告诉记者，章含之的三本书，实际上是一本，后者是在前部书基础上的补充，最终结集成《跨过厚厚的大红门》。“这部书，一写18年”。

　　 章含之的书，在红墙回忆录系列中最为畅销。一次，章含之因病不能赴上海出席签名售书仪式，可一清早就开始在书城门口排队的读者仍不舍离去。萧关鸿与同事只好借来章含之的印章，代为盖之，一直盖到手发酸。

　　 “章含之将自己摆近那几位风云人物的身边，把自己的人生悲剧与整个历史背景交织在一起，让这段历史变得鲜活、有力。”萧关鸿说。

　　 有一天，章含之却告诉萧关鸿，不想再继续写这类回忆了，“我的书里始终没有自己”。她开始构思“为自己而作”的英文自传。她的写作一直坚持到两个月前，被医生查出肺部纤维化。

　　 章含之毫无征兆地离去，留下未竟的书稿与愿望，带走了诸多备受瞩目与争议的历史细节。(《南方周末》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