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光裕有了是非，眼下传言很多，比如说他操纵股价，说他涉嫌向官员行贿。中国富豪一直是非多，有人说这是中国的市场监管不到位所致，这是对的。而更深层次的一个问题是，如何认识资本的本质、对资本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法”。

　　在现实语境中，资本与权力一样，还是一个比较敏感的词，人们还不敢畅所欲言，说出真相，而宁愿自处于“无知之幕”。中国搞市场经济，目前资本还是一种稀缺要素，长期“依赖进口”。而私营企业、“民族资本”尚在发育成长中，经济增长依靠它们，就业希望寄托于它们。一个现实的担忧是，有人怕国人“仇富”，怕搅动社会上的“仇富心理”。

　　认识权力的本质，我们经历了一个过程，逐步接受了一个“人性恶”的假设，它带来一个西哲忠告：“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产生腐败。”如何制约权力、监督官员，就成了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大课题。

　　这十年，中国问题富豪多，“富豪榜”被讥为“死猪榜”。对于富豪被查，有人怀疑是选择性“打击报复”。有人提出“仇富”的解释范式，说中国人有“仇富”文化基因，有“红眼病”这种时代病加流行病。还有人拿富豪的素质说事，说他们文化程度低，没有远大理想、崇高追求。种种说法，各有道理，各有漏洞，都不能完整解释中国富豪何以纷纷落马。

　　资本是用于投资的钱，它是一种物质力量，无所谓善恶。但资本并非自在自为之物，它与所有者结合在一起，于是产生“资本的人格化”和“人格的资本化”。由于人性有弱点，于是资本有时候很邪恶；由于人格物化，资本所有者也被物化，丧失了善恶判断力。人本来是资本的所有者，但资本作为一股社会性力量，反过来控制了人。因此，马克思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鲜血和罪恶。”

　　把马克思的话稍加提炼，就是一个“资本恶”的假设。只有用这个假设，才能找到中西方富豪都在“落马”的根源。黄光裕文化程度不高，可美国华尔街的富豪、金领、白领多是博士硕士，但恰恰是他们成了世界经济乱源。“人性恶”假设本不符合我们的文化传统，而随着权钱交易问题日益突出，我们已在政治生活领域逐渐认可了这一假设。而随着市场经济走向发达，资本力量日益壮大，我们大概也无法回避“资本恶”假设。

　　“资本恶”的论断，意味着政府监管资本和企业的必要性。西方社会学还认为，政府受托的是政治权力，企业受托的是经济权力，这种经济权力也是一种治权。它是属于社会的，但实际上它被资本控制。这也意味着，资本必须受到社会的有力制衡和监督。对资本的制衡与监督，跟对政府的制衡与监督一样重要。

　　在发达国家，对资本和企业实施制衡与监督是全面的，完善的法律为此提供了系统的依据。企业的资金流动情况处于政府“掌握”中，财务被监管机构“偷窥”着，股份制公司还要向全社会公开财务报表。美国倡导“小政府”很卖力，但其司职市场监管的联邦机构多且权重，条块分割，叠床架屋。虽然如此，美国政府仍被批评监管不力。金融风暴过后，市场监管只会加强。

　　资本具有天然的扩张冲动，在物化和虚拟化状态下，资本是无所谓善恶的，单纯的道德呼吁不能防止它为恶，我们必须给它套上笼头。中国现在需要资本，需要它推动经济增长，但这不是纵容资本的理由。早在上世纪20年代，孙中山就提出“节制资本”，作为其民生主义的重要主张。今天，市场经济日益发达，资本力量日渐强大，如何通过有效的政府监管驯化资本，已成为一项历史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