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召开的“长三角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理论研讨会”上，专家学者们一致认为：金融危机让我们感受到巨大压力，但带来的机遇也是前所未有。

　　 “前些日子，上汽拿出20个岗位向全球招聘，结果引来了2000多人应聘，其中不少人曾是通用等世界三大汽车制造公司的员工。招聘人员都挑花眼了，觉得哪个都好，难以取舍。”上海市社科院副院长黄仁伟教授说，“金融危机成了我们吸引技术人才、金融人才的机会。而且，企业引智的成本大大减小，以前没有100万美金的年薪是招不来这些人的，现在一年50万人民币就能搞定。有了这些顶尖人才，意味着企业自主品牌的创新速度将大大加快。”

　　 黄仁伟认为，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包括长三角的机遇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吸引国际金融人才，购买先进技术；国际油价下降，通胀压力减小；调整出口结构，实现市场多元化；强化国内需求刺激；强化金融风险监管，完善市场体制等。

　　 “长三角的外贸企业多，以前外贸企业眼睛都盯着欧美市场，但现在欧美市场萎缩了。那么，企业就要把眼光放远，着力开拓被称为‘金砖四国’的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这四个市场。”黄仁伟说。

　　 目前，长三角区域内一些企业中存在着冬眠、过冬、淘汰、埋怨这“四论”，或畏难不前，或盲目乐观，或无所作为，或牢骚满腹。

　　 应该认识到，过去那种粗放低效、不计生态环境成本的发展之路已走到尽头，低劳动力成本、低资源成本的发展阶段将一去不返。面对困难，如果企业抱着侥幸心理，不想顺势调整，不愿痛苦转型，只想“忍一忍、挺一挺”，就会延误时机，愿望落空。江苏省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胡国良指出，长三角企业迫切需要改革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从长远看，经济增长要向技术进步和成果创新转变。

　　 “长三角地区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发动机，应在此次挑战和机遇前担当重要角色。未来如何推动制造业向高端攀升、服务业向高级形态发展，实现分工协作、优势互补，成为这一地区各省市加快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课题。”上海社会科学院部门经济研究所发展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陈家海说。如上海和浙江都把汽车工业定位为各自的支柱产业，但二者不但资本的主体属性不同，产品的结构也各异。上海生产轿车，走中高档发展之路越来越明显，浙江吉利车则走百姓车之路，同时发展中档客车及特种行业用车。

　　 “长三角地区的制造业升级过程具有典型的雁行特征，即产业升级首先出现在雁头（上海），其次是两翼（江浙）。”浙江财经学院副教授金戈说，“值得关注的是，由于缺少了雁尾地区来承接两翼地区的落后产业，长三角的雁行模式并不完整，进而也制约了长三角地区整体的制造业升级速度。如何完善和伸展其雁行路径，将成为该地区下一步制造业结构调整升级的关键。”

　　 专家们指出，实现长三角经济一体化，应实现上海与江浙的合理产业分工，即上海应侧重发展高科技产业和高端服务业，江浙主要发展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宋晓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