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友

　　 楚霄昀)

　　 昂首向前冲

　　 长江日报

　　 银玉芝

　　 新华网友陈才

解析官场“官多为患”的四大原因

　　 中组部原部长张全景一句“现在中国政治上的一大弊端是‘官多为患’”一针见血般刺出了官员队伍的软胁，引发人们的思考。有时评即概括出“浪费”、“效率”、“矛盾”、“懒惰”、“特权”、“形象”、“腐败”、“扰民”、“官迷”等九种祸患。那么，“官多为患”是怎么滋生的？主要症结是什么？

　　 笔者不是理论家，不能从理论上揭示“官多为患”社会背景的问题，但工作生活在基层官场，对于“官多为患”，也有切肤之痛，对“官多为患”的一些苗头来路也并不陌生。

　　 其一，“先进入后调出”是引起官多途径之一。

　　 其二，“重点地方重点部门负责人进班子”也是官多原因之一。

　　 其三，“党政加强对某项工作的领导”亦是增加官位理由之一。

　　 其四，机构改革“妥善”安置官员工作同样是官多原因之一。

　　 官多为患，说到底是名利思想作怪。只有丢掉名利思想，树立“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理念，才能正视官多的问题；只有对官员管理机制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与严格监督，官多问题才有可能得到有效解决。

时评：副职超员的“公地悲剧”

　　 一些地方副职为什么这么多呢？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官员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冲动。官员预算最大化是公共选择理论分析官员行为的一个基本模型，其含义是指官员会有动力扩大预算规模。其实，扩大预算只是官员实现自身利益的一个手段，他们还可以通过扩大权力范围，增加编制和人员，增加领导职位数量来实现自身利益。

　　 于是，官职本来是一种公共资源，其数量和范围应该受到严格限制。但是，在现实中很多官职，尤其是副职数量是由官员自身决定的，他们的选择逻辑必然会导致“公地悲剧”，即过度开发和使用公共资源。

　　 当然，副职过多，更深层次的原因还是与政府编制和职位的软约束有关，如果人大监督作用不能发挥到位，法律法规不够明确，或者将职位设定权授予了官员自身，缺乏约束，选择的冲动必然会扩大编制和职位数量。（李文钊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

　　 副市长超编敢公开就不怕监督

　　 官员编制没有最多只有更多

　　 专家观点：一般地级市

　　 3～5位副市长就行

　　 “机构臃肿绝不是只有铁岭、新乡。”更多的网友还是认为，很多政府网站只不过对政府领导人一页进行了修改，但并没有实际解决领导人数过多的问题。中央党校研究室赵杰博士说:“副市长超编并不普遍，但副秘书长超编比较普遍。”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教授此前接受采访时表示，一般地级市设立3～5位副市长属正常现象。“公务员中官员比例越来越高、副职虚职过多的现象，还暴露了我国干部人事制度的不合理，虽然近几年要求地方精简队伍，但从目前情况看反而是加重了。”

　　 他同时认为，设立过多的职务，占用了过多的公共资源，最实际的影响是加重了纳税人的负担。除此之外，官多也降低了行政效率。竹教授举例说，一个文件3个人就可以批完了，官一多的话，就降低了行政效率，老百姓办事还经常找不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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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金森定律”

　　 英国历史学家帕金森曾通过对1914年至1928年英国海军部的对比，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14年中，英国海军舰艇数目缩减了三分之二，海军兵员由14.6万人减到10万人，海军部的官员却由2000人增长到3569人，暴增了78%。帕金森为此总结了这样一个“帕金森定律”：老于为官之道的官僚，其基本的“为官之道”有二，一是要尽量制造下属，不要制造敌人；二是官僚之间会互相制造工作以凸显自己的忙碌及重要性。

　　 “帕金森定律”深刻阐释了政府规模的膨胀秘密，即不断地制造下属，以分解责任，凸显自身的权威，显示所属部门的重要，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相互扯皮、效率低下的组织体系，最终令政府财政不堪重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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