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休·戴维斯(HughDavies)一九八四年再次来到中国，出任英国驻华使馆商务参赞时，他惊讶地发现自己似乎又一次来到陌生的世界，变化似乎在一夜之间发生了，一切都和他记忆中的中国完全不同。

　　在那之前的一九六九年，二十八岁的戴维斯怀揣李约瑟著作的简写本，从香港来到北京，成为英国驻北京代办处的一位年轻外交官。那一年，美国人登上月球。戴维斯回忆说：“我们西方人在北京，也像是在一个完全陌生的星球。”

　　在伦敦接受中新社记者专访时，戴维斯回忆起改革开放前的中国，连声说“那是个疯狂的年代”。他说，那时候北京到处修建防空洞，“去商店的时候你得小心，因为一推门可能就是一个大洞”；那时候，中国官员和西方人打交道很粗鲁，“因为他们要向同事表明自己的反帝立场”。

　　戴维斯说，当时自己很难有机会和普通中国人交谈，做很多事都有风险，比如拍照。有一次，戴维斯和同事在颐和园游玩，遇到一个扎着头巾的农民，在征得同意后，他们和那农民拍了几张照片。后来，很多中国人将戴维斯和同伴团团围住，说他们是“特务”。民众后来越聚越多，戴维斯和同伴们不得不毁掉胶卷，再三道歉后才在公安的保护下脱身。

　　在那非常时期，英国商人和中国做生意的主要途径是广交会。戴维斯说，英国商人想买中国产品，在成交之前，要挥动红宝书，念毛主席语录。尽管如此，一次有英国商人试图订购一批胸罩，却被断然拒绝。戴维斯说：“胸罩当时似乎不是政治正确的事情。”

　　戴维斯十几年后作为商务参赞重新回到中国，眼前的一切确实让他吃惊。“忽然我可以同普通人交谈，可以更自由地四处旅行。”北京当时刚刚开了一个自由市场，戴维斯赶紧去看，尽管“第一印象是那市场很差，一月份根本没什么蔬菜。”

　　负责商务的戴维斯觉得工作“非常有意思，但也非常忙”，因为英国的商务访问团“从来就没停过，我的部门几乎跑断腿”。戴维斯说，“尤其是在中英就香港问题签署联合声明后，中国人和英国做生意不再迟疑。”

　　因为有大量的谈判，戴维斯接触了许多中国高级官员，不仅有幸见到了邓小平，而且很多那时与他保持工作联系的官员，如江泽民、李鹏、朱镕基，后来都成了中国的高层领导人。戴维斯笑说：“永远别信有人说外交官只有负责政治事务才有趣。”

　　戴维斯说，尽管当时也有中国官员仍在观望，非常谨慎，但和中国做生意，已经是很容易了。他说：“我们尽最大努力，向伦敦报告中国发生了什么——中国是个大市场，要认真对待。”戴维斯在自己的报告中写道：“这是一个加拿大那么大的国家，而我们在加拿大已经有五六个领事馆了。”当时，英国刚刚在上海开设领事馆。现在英国在华还有重庆、广州领事馆。

　　戴维斯后来调往香港，出任高级贸易专员，并在香港回归前出任中英联合联络小组英方首席代表。戴维斯在北京和香港两地共生活过十一年，一直近距离观察中国。他现在是英国的中国协会主席，仍然穿梭于英国和中国之间。

　　中国今天的成就有目共睹，但在改革开放的最初岁月，戴维斯也不太确信中国会发生什么。不过，戴维斯说：“从一开始，我就知道中国决心将那些疯狂的岁月抛之脑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