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0月延安，一天晚上，毛泽东把廖承志请到了他居住的窑洞，布置了一项重要的任务，要求廖承志以独特的便利条件，到香港开设香港八路军、新四军办事处。

　　 毛泽东跟廖承志谈到，“中国抗日面临生死存亡关键时刻，抗战的物资极为缺少，急需发动海外的华侨捐献物资，支援抗战，这也是在香港设立八路军、新四军办事处的意义所在。周恩来同志知人善任，选择了你，我也举手同意，这是中央的决定！你在国民党那边有不少朋友，你要充分团结中间派，扩大统一战线，推动抗日救国运动。小廖，你到了南京，跟叶剑英同志先工作一段时间，熟悉‘行情’后再去香港开个分号。”经过与毛泽东彻夜长谈，他明白了自己使命重大，任务艰巨。廖承志明确了中央要自己利用香港的特殊条件完成三大任务:一是向海外宣传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主张和政策；二是把海外华侨的和各国朋友提供的支援物资送到各抗日根据地；三是搜集国际最新动态情况供中共中央领导人参考。身负党和人民的重托，廖承志深感责任重大，马上离开延安经西安乘坐火车到达南京，在周恩来、董必武领导下的十八集团军工作。“八·一三淞沪抗战”国民党军队全线溃败，日军铁蹄很快直扑南京，中共中央决定将南京办事处撤退到长沙，廖承志便经武汉、广东，1938年初到达香港，马上与潘汉年、吴有恒、连贯、张唯一、李少石、廖梦醒等人召开秘密会议，决定在香港皇后大道18号开一家茶叶商行作为掩护，而商号后楼就是八路军驻港办事处。选择皇后大道也得到了当时港英政府的默许。在这之前，周恩来特地在香港会见英国驻华大使卡尔爵士，说明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英勇作战，得到国内外富有正义感人士的赞扬，充分地赢得海外广大华侨的尊敬，华侨们纷纷捐赠物资钱款，可是没有机构办理接受，我们需要在香港设立办事处，不公开挂牌，请港督给予关照。

　　 因日军的大举侵华也极大地损害了英国在华的利益，英国也同意在香港开设八路军办事处。

　　 在香港的一次会上廖承志指出，“香港为远东航运的中转站，地理位置极其重要，被誉为‘东方明珠’。也是我国通往东南亚、亚非和西方世界的窗口，既可作为桥头堡、气象台，又是抗日的前哨据点，因此，中共中央决定利用香港的有利条件，广泛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争取国际友好人士、广大海外侨胞和港澳同胞支援抗日。“关于办事处的选址，是中共香港市委书记吴有恒提出，经大家讨论一致同意的。廖承志和潘汉年便决定在1938年1月正式在皇后大道挂出“粤华公司”的招牌，经营茶叶批发兼零售，公司开张后，货源充足、价格公道，一时生意兴隆。廖承志、潘汉年认为香港环境复杂、要吸取以往地下工作的经验，必须另辟几处活动基地，才能预防不测事件。

　　 情报专家潘汉年首先选择港澳医生柯麟及其胞弟柯正平开办的“南华药房”，作为地下秘密工作的备用场所。柯麟早在1924年就加入青年团，1926年转为正式中共党员，他与叶剑英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后参加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后，到上海与贺成合作开设“达生医院”，回到香港后在中共党员柯正平的帮助下，于深水埠开设“南华药房”，以中医师柯麟名义行医。他曾经掩护过中共早期的领导人李硕勋到海南一带进行革命工作。李硕勋牺牲后，将其夫人赵君陶和儿子送回上海。潘汉年对柯麟的工作给予高度评价，明确指示“南华药房”很重要，你要在香港坚持下去。

　　 当时，太平洋战争尚未发生，但香港这时已经成了日军虎视眈眈觊觎的地方，为了防止日本和国民党特务的迫害，廖承志、潘汉年制订了严格的纪律，不准照相和赠送照片，不得与亲戚、同学、朋友通信来往，组织大家学习隐蔽斗争方法。

　　 办事处卓有成效的工作产生了了巨大的影响，同时也引起了敌人的震动和恐慌，日本和国民党驻港人员连续向港英当局提出“抗议”，港英当局在1939年3月11日清晨，派出侦探突然包围了“粤华公司”，逮捕了连贯等五人。廖承志马上急电报告周恩来，然后亲自向港督杨慕琦提出抗议。港英当局诡称:他们不知道“粤华公司”是八路军驻港办事处。经周恩来在重庆与卡尔逊将军反复交涉，港英当局才将连贯等人关押50天后释放。

　　 在廖承志和潘汉年的出色领导下，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的工作开展得非常活跃，这时的香港，已经成为伟大的中国抗战事业与海外联系的唯一通道，也是各大党派和爱国民主团体进行抗日活动的根据地，香港一时也成了风云际会、精英聚集的地方。（朱卫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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