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被轰毁的城墙。昨天，一批反映当年江苏沦陷的老照片在镇江重见天日，它们系台湾收藏家徐宗懋今年3月从日本购得，目前被镇江西津渡建设发展公司购藏。张凌发 提供

　　 朱成山向记者展示这面旗，右下角的字明确了旗的用途。宋峤 摄

　　 历史不该忘记，2008年12月13日，是南京大屠杀30万遇难同胞罹难71周年祭日。11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召开新闻发布会。纪念馆馆长朱成山研究员介绍，新馆建成一年来，新收集到文物、史料816件。其中，松井部队入城式使用的“膏药旗”，世界红卍字总会签发的难民证，1937年12月12日出版的《大阪朝日新闻》号外、田中义一所写的《壮丁读本》等，非常珍贵且具史料价值。朱成山表示，文物是历史的最好证明，新增文物既为研究历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也极大丰富了纪念馆的馆藏。在妥善保存的基础上，纪念馆将挑选其中特别有价值的用于充实展览。

　　 再添铁证

　　 大公报报道印证遇难者超过30万

　　 这批史料中，有份1946年2月17日的上海《大公报》非常引人瞩目，上面一篇名为《南京大屠杀首期调查工作结束惨死同胞约三十万》的报道内明确记载，南京大屠杀中国遇难同胞人数为295884人。

　　 根据上海《大公报》的这份报道，当时南京的首都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所调查到的“有证据”的日军屠杀罪行有20多起，分为集体屠杀、任意屠杀、暗杀、炸死，以及强奸、轮奸、拒奸致死等类，比如集体屠杀中就有：山本部队集体屠杀200人，中岛部队集体屠杀263833人，常谷川部队集体屠杀1600人，等等。

　　 长期致力于南京大屠杀遇难人数研究的孙宅巍研究员说，《大公报》报道披露的遇难人数，应该是调查中一个过程性数字，以往研究中学者接触过，来源也是首都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的调查档案。在这个数字的基础上，通过其他证据补充，国际法庭最终认定的南京大屠杀的遇难人数是30万人以上。

　　 朱成山也指出，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人数，在过去的国内外研究中，这份材料都没有提及。这次发现为南京大屠杀遇难人数的研究，提供了比较直接的证据。

　　 在现场，记者还看到了其他有价值的文物，比如田中义一所写的旨在指导日军训练的《壮丁读本》，国民政府出版的郭沫若主持的《日寇暴行实录》等。

　　 首次亮相

　　 日军为进南京城特制“膏药旗”

　　 在昨天展示的100多件文物、史料中，一面由日本正义人士捐赠的“膏药旗”特别刺眼。这面旗子上写着“松井集团司令部”七个大字，表明来自于南京大屠杀刽子手松井石根的部队。

　　 这面近一平方米的旗子是用来做什么的？右下角的几行小字道出了它的本来面目：“南京入城式参加纪念”。按照上面其他文字的记载，该旗是1937年12月17日，日军松井部队汽车队在由中山门入城时使用的，使用人是汽车队第58号车的工兵上等兵藤本速夫。朱成山馆长说，松井石根是南京大屠杀的元凶之一，他的部队在南京犯下了累累罪行，但他的部队在当年的侵华战争中也仅仅存在半年多时间，这是纪念馆至今为止，收到的该部队的第一面旗帜实物。一看到它，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日军开进南京、对无辜百姓进行屠杀的禽兽之行。这面旗帜将申报国家重点文物，并在馆中展出。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研究会副会长、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孙宅巍研究员说，这面旗帜与南京大屠杀的特定人物——松井石根，与南京大屠杀的特定时间——入城式，与南京大屠杀这一特定事件都相吻合，是日军占领南京及其所犯下罪行的重要见证，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世界红卍字总会曾发难民证

　　 一本由纪念馆在成都民间征集到的《遇难情况录》也引人关注。朱成山介绍，这本只有20多页的情况录，由当时的逃亡者姜驾青在1938年2月份用毛笔书写的，记录了在1937年抗战爆发后，自己由出差买米变成逃亡，经上海—南京—安徽—河南，最终跑到香港的整个过程，其中，很多关于日机对南京、滁县等地轰炸情况的描写。书的正面，34岁的姜驾青印上了自己的印章。不过这本小册子最有价值的，还是最后一页贴着的一张“难民证”。

　　 记者注意到，这张已经泛黄的证件是由当时在南京慈善团体——世界红卍字总会发放的。证件左边写着具体发放时间：“1938年2月10日”。证件正中写着姓名、年岁、灾区、附注等四栏内容，比如灾区一栏中就写了“由泗县赴河南”。朱成山表示，这张难民证是由世界红卍字总会所发，印章齐全，是纪念馆第一次收集到，比较珍贵。（于英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