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湖南省衡南县的一项“旺城”之举引来争议。不久前，衡南县召开股级以上干部参加的千人大会，动员县直机关干部必须无条件入住新县城。当地官员称此举只为提升新县城的人气，发展当地经济；一些公务员则认为，上班8小时之内要按照规定办事，可8小时之外还这样严格控制就有些不合理了。

　　 衡南县上述“旺城”之举的不合理性，应该说十分明显。因为，“怎样居住、在哪里居住”都属于公务员个人私务的范畴，公权力无权干涉，理应由个人自由选择。不过，这一做法却得到不少网友的赞同和支持，如有网友认为，“公务员更应该为经济发展出力，因为他们享受的成果更多”，“严格管制公务员是正确的”。

　　 何以至此？除了时下一些公务员的形象不佳这一背景外，我想，具体而言，这或许也是长期以来，对发生在公务员身上的公、私界限混淆不清的一个现实折射。

　　 比如，很多原本属于公务员私务范畴内的事情，被自觉不自觉地公务化了。以居住为例，并不属于低收入阶层的公务员，有时能通过公务化的方式来解决自己的这一私人问题，如一些地方存在的，事实上专为公务员建造的廉价经济适用住房，除此之外，不少地方还常为公务员发放住房补贴。而住房之外，在个人生活的一些方面，公务员私务被公务化的例子同样比比皆是，如出行方面，福利化的公费旅游乃至出国旅游(像最近的“出国门”事件)；公款吃喝；手机话费补贴或者报销；甚至在读书学习方面，公款培训、公款攻读学位也是常见的公务生态。

　　 与私务公务化相伴随的，是公务的私务化。比如，上述种种为公务员生活福利而进行的公共开支，在财政上就显得不公共——公众既无法真正参与，更无法实施有效监督，甚至连这些公共开支的具体数目是多少，是怎样一笔一笔花出去的，公众也无从知晓。

　　 不独于此，在更广泛的公务领域，比如说公务员的评价考核领域，公务不公而私的现象同样存在。照理，作为为公众服务的人员，公务员工作业绩水平的好坏高低，民众应该有发言权、决定权。但现实的情况却是，公务员究竟是称职还是不称职，该奖还是该惩，依据现行制度，大体上仍是公务员自己内部关门讨论、决定的事情，作为“公务”主人的社会公众，基本上插不上嘴。

　　 该公的不公，该私的不私，使得二者的边界游移飘忽，但公私分明，才是推行民主法治、确保“权利—权力”结构平衡的一个秩序前提，否则私务公化、公务私化之下，必然是权力的泛滥——即便公务员自身，亦不能幸免于外。(若夷作者系评论员)

　　 公权霸道下公务员也是弱者

　　 从某种意义上说，当地政府想让县城兴旺起来的心情可以理解。然而，这种心情并不能以盲目行政为代价。传统文化往往给公务员贴上了强势的标签。确实，现实语境下，我们见到当公务员与其他群体发生争议时，有时是公务员利用公权的霸道占据上风。但这一事件告诉我们，公权霸道下公务员也是弱者。

　　 对于公务员来说，他也要考虑生活方便及搬家成本。然而，他的这一自然需求，在公权的霸道下却无法保证。据称，当地将“三搬”工程作为考察干部以及年终班子考核的一项重要内容，凡未按要求完成住宅建设及搬迁入住的单位，年终考核实施一票否决，主要负责人引咎辞职、分管领导取消评先评优资格，通报批评。单位班子成员未按要求入住县城的，通报批评。未按要求完成住宅建设及搬迁入住的单位，一律停拨办公经费，入住率抽查不到70%的，扣除办公经费两万元。

　　 我们既要限制公务员的权力，又要保障公务员的权益，这两方面应该是同等重要的。从精英政治的理念出发，在道德建设上公务员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但是他承担的责任也是有限的，其框架应该是公务员法及主流的社会道德。然而，无论是公务员法还是主流的社会道德，都没有强制公务员搬家的规定，因此，衡南县这一举措既违法又违德。(毛建国 媒体从业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