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时候，人们众口一词地赞美邓小平，怀念邓小平。他当之无愧。他是我们党内的豪杰，中国的豪杰，世界的豪杰，总之，是一个大英雄。可是，小民喜欢刨根究底地思考问题。我思考的是：邓小平成为大英雄的根本原因何在？思考的结果是，不是他比十亿中国人都聪明，不是十亿中国人都没有脑子，只有他发现改革开放才是出路。实际情况是，因为他能够尊重群众的愿望、需要和首创精神，能遂民所愿，而且以极大的勇气这样做。

　　说邓小平仅仅是遂民所愿，好像评价太低。其实不然，在中国历史上，能做到这样实在很不容易。这里不妨就个人狭小的生活范围所见，谈一点体会。

　　从文革过来的人都背过毛主席语录。记得有一条是这样说的：“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可是，在建国以来的一系列运动中，从合作化到公社化，到大跃进，再到文革，一些领导干部偏偏一而再再而三地把群众当成愚民，把自己当成英雄，不肯俯身听听群众的心愿和呼声。

　　合作化的时候，先是办互助组。农民们有顾虑，伙在一堆儿行吗？但不合作不行，压力很大。我父亲和其他两个技能相仿又比较相知的农户组成一个组，实际上就是在一块儿干活，干完这家再干那家。互助组刚办了一年，上边又说要办初级社了，于是一窝蜂地办初级社。初级社还没有定型，又说要办高级社。高级社还没有定型，又说“人民公社好”了。农民们怀着极大的疑虑，万般无奈地跟着领导人高一脚低一脚地走着，换来的是产量一年比一年低，生活一年比一年差。我父亲抱怨：弯着老腰干一天活，年终分红只能买一盒劳动牌香烟。那是一种质量最次、价钱最便宜的香烟，可惜我那时候不会抽烟，不知道是多少钱，好像是八分钱，如果有谁知道，请不吝赐教。

　　大跃进的时候，说水稻亩产几万斤。我父亲没有文化，但种了一辈子水稻，是村里数得着的行家。他死活不相信，说如果满万斤，我头朝下走给你们看。就因为这一句话，彭德怀庐山出事之后，我的文盲父亲成了右倾机会主义，被民兵拉上台斗争了一通。我父亲属于群众，而且是响当当的贫农，按照那时的说法，应该算“真正的英雄”，却没有被当成英雄，反而成了狗熊，岂不可悲也夫！

　　农民们为了生存，开始办副业，养鱼、修船、打钉子、糊纸盒子，发展到办小工厂。可压力很大，说是资本主义。总之是不遗余力地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为了应付上面，农民们说，我们是“以粮为纲，以工补农”。江苏的乡镇企业在改革开放以后的一段时间里还没有翻过身来，还在夹缝中艰难度日。但事实证明，农民们自发地走出了一条城市化、工业化的道路。如果你到苏南去看看，便可以发现，那里整个就是一个大都市了，市与市之间已经没有农村。你说谁是英雄？

　　打击和摧残英雄的事情，在文革中达到了高潮，多少人坐了牢？多少人掉了脑袋？更多的人是心里有数而口不敢言。报纸上宣传白卷英雄的时候，我已经在国外工作。一天，报纸来了，我在一个使馆里看报，嘴里漫不经心地说“这样搞法，遗患无穷啊”。没有想到一位商务参赞正好从门外进来，他严肃地问道：“怎么，《人民日报》头版头条错啦？”我的脑袋一下子嗡地一声，好家伙，来者不善，事关身家性命哪。我急了，从沙发里跳起来，大声地回敬道：“解放以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错得多了，你查查去！”我那时候的样子一定很可怕，居然把他吓住了。好在那时候驻外人员不搞文革，否则后果难料。后来，一想起张志新烈士的悲惨遭遇，背上一阵阵出汗，后怕呀。

　　那时候总说“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可是，驻外人员都知道，“敌人”发展很快，活得很滋润，而我们却一天比一天艰难。但没有人敢说真话，更不敢说反对的话。如果我们真的一天天好起来，广东宝安一带的农民为什么要冒死游泳偷渡去香港？

　　到了文革后期，中国这块地方已经怨声载道，人心思变已经不是什么秘密，到了长安街万人哭送总理和四五事件，那气氛简直压抑到了极点。问题是，群众手中无权，无力改变局面。这时候，以邓小平为代表的改革派顺应民意，力主改革开放，拨乱反正，自然是万众欢呼。如此说来，遂民所愿即英雄，这个结论是对的。

　　最近，有群众为某个地方领导送万民伞的闹剧，受到了网民的谴责和嘲笑。我因此想，搞宣传的人应该调整一下好官好皇帝救民于水火的心理定势，心中应该有群众，要真正把群众当成英雄。邓小平毫无疑问是英雄，但要说清楚，他之所以是英雄，乃是因为他不顾个人安危，顺应了民意。我们要引导社会走上一条民意可以顺畅地表达、并有一套机制使民意能得到尊重的道路，一条民众可以作主的道路。我想，这种转变就是思想文化领域现代化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