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邓小平同志设计的改革开放道路上，我一直工作到退休。不觉间，几十年过去了。”不久前，记者在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听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同志深情回忆了国门初开的岁月。

　　李岚清同志1978年就进入对外开放工作领域，曾任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政府贷款项目建设办公室负责人，对外经济贸易部外资管理局局长，对外经济贸易部副部长、部长。他以自己的亲历娓娓道来，通过一些小故事，映衬出对外开放初期百废待兴的景象，再现了开拓者筚路蓝缕的伟大探索。

　　他说，目睹改革开放30年举世瞩目的成就，回顾打开国门的那段历程，感慨万千，当时发生的一些事情仍历历在目。

　　是谁首提“开放”和“特区”

　　结束“文革”那场灾难后，人们在思考一个重大问题：振兴中华，路在何方？党中央、国务院在拨乱反正、恢复高考的同时，开始投石问路，了解外面的世界。

　　1978年10月，邓小平同志会见联邦德国新闻代表团，同客人就学习世界先进科学技术等问题进行深入交谈。在回答客人的提问时，邓小平第一次明确使用了“开放”一词，郑重强调：“你们问我们实行开放政策是否同过去的传统相违背。我们的做法是，好的传统必须保留，但要根据新的情况来确定新的政策。”

　　对外开放，没有现成的模式可参照，只有在不断摸索中前进。1979年1月，一封关于香港厂商要求回广州开设工厂的来信摘报，送到邓小平同志办公室。邓小平阅后当即批示：这种事，我看广东可以放手干。

　　对于在深圳、珠海以及汕头兴办出口加工区叫什么名称的问题，邓小平说：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这是邓小平同志第一次提出“特区”这个概念，它是我国对外开放的“突围”。

　　经过党中央、国务院的反复酝酿和筹备，1979年7月20日，广东蛇口响起对外开放第一炮，人们移山填海，兴建码头。在当年林则徐、关天培率领中国军队向英国侵略者打响第一炮的蛇口左炮台下，中国经济特区的发轫地——蛇口工业区诞生了。对外开放的大幕由此拉开。

　　想起那三个用功的“小尼姑”

　　1977年恢复高考，千百万青年翻出蒙尘多年的课本，开始了彻夜苦读；1978年，我国第一批50名访问学者赴美留学。国门开启，被政治运动抑制了多年的留学渴望迸发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留学潮；在出国留学的同时，我们也开始引进国外智力，1983年，南开大学提出聘请美籍华裔数学家陈省身为该校数学研究所所长，这是第一个向中央引智领导小组申报的人才引进项目。

　　科学的春天来了！教育的春天来了！我经历过教育寒冬的严酷，也感受了教育春天的生机。20世纪70年代，我在鄂西北山沟里参加筹建第二汽车制造厂时，正赶上高校停办，人才紧缺，原有为数不多的大学生，背负着“臭老九”的压力，灰头土脸。恢复高考的重大决策，不仅给国家的振兴带来希望，也给渴望学习求知的无数青年带来希望。但当时国力有限，一时很难满足广大青年的升学要求。

　　有一件小事让我记忆犹新。1987年秋，我到温州出差，中途留宿雁荡山。次日清晨外出散步，看见三个小尼姑正在用功晨读。我好奇地问她们在读什么经书，她们笑着拿给我看，原来是高三语文课本。我问，庙庵中也学文化课吗？她们说，今年没考上大学，因此出家为“尼”，在这里复习，准备明年再考。听了她们的话，我特别理解她们求学的迫切心情，更深感考大学确实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我想，将来国家经济发展了，能让更多青年接受高等教育，于国于民皆是一大幸事。

　　经过30年的发展，我国大学本专科的招生人数从1977年的27.3万扩大到2007年约570万，高考录取率由4.8%上升到56%，为广大青年铺就了一条成才之路，为我国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宝贵的人才资源。

　　共产党和资本家能搞合资经营吗

　　“中外合资经营”，今天说起来很平常，可在上世纪70年代末，还是一个禁区。

　　关于合资经营，我个人经历了这样的故事：

　　1978年，一机部让我带领工作组调查全国汽车工业情况，我几乎跑遍了全国。有件事特别好笑，某城市仿造的“解放”牌卡车，商标是“永向前”，我开玩笑说，车子不怎么样，名字倒有点意思。旁边的同志却对我说，他们的商标真是名副其实，这车子没有倒挡，只能向前开，而且开起来除了喇叭不响，到处都响。这就是当时我国汽车工业落后状况的缩影。

　　就在那一年，国家决定从国外引进先进的汽车技术。我们与全世界最大的汽车制造商——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进行了洽谈。该公司董事长汤姆斯·墨菲亲自率团来华，与我们在北京饭店进行了一个星期的谈判。谈判中出现了一个我们从来没听说过的词汇——jointventure。尽管我知道这两个词连在一起似乎应当是“共担风险”，但对其中确切含义并不清楚。他们说这个词汇是“合资经营”的意思，并详细介绍了这种经营方式的好处。墨菲最后补充道：“简单地说，就是把我们的钱包放在一起，合资共同办一个企业，要赚一起赚，要赔一起赔。再说得通俗一点，就好比结婚，建立一个共同的家庭。”

　　听了这番话，我们感到新鲜有趣，不过当时我想，你是大资本家，我是共产党，我能同你“结婚”吗？但按照当时的规定，凡是重要的对外谈判项目，都要向国务院引进新技术领导小组办公室写简报，我们也就及时把这一谈判的情况如实上报了。出乎意料的是，我写的这份简报引起党中央、国务院领导的高度重视，领导同志都一一圈阅，邓小平同志还在简报上关于通用汽车公司建议搞合资经营的内容旁，批示“合资经营可以办”，指出了我国利用外资的道路。

　　从此，我国一种新的经济形式产生了。到2007年底，我国批准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已超过63.2万家，其中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约28万家。

　　第一笔世界银行贷款用于教育

　　1980年我国正式恢复在世界银行的成员国席位，这是在使用国外贷款方面的一件大事。恢复席位后争取到的第一笔世界银行贷款，就是用于教育事业。

　　根据邓小平同志优先发展教育和科技的指示精神，国家外资委向世行表示，将把该行无息长期软贷款首先用于我国教育事业，得到世行行长麦克纳马拉的支持。1981年4月，由国家外资委、财政部、教育部、中国银行组成的政府代表团赴美国，与世界银行进行谈判，签订了第一个贷款协议，世行向我国提供不少于2亿—2.5亿美元的贷款用于教育项目。这一贷款项目在当时是对教育的一笔巨大投资，许多高等院校(主要是理工科院校)从中获益，教学科研设施得到明显改善。

　　这次赴世行谈判签约，还有一些有趣的插曲。代表团成员都准备了西装，唯独教育部的一位同志没有，怎么办？在美国买套西装很贵，我们只有30美元零花钱，买不起。正无计可施之时，总领馆同志告诉他附近有家商店正在清仓甩卖，这位同志赶紧去买了一套，只花了14美元，物美价廉。另一位同志就没那么幸运，出国前买的皮鞋，一到美国，前面的鞋底就开胶了，美国皮鞋很贵，只好买了一瓶胶水自己粘，穿不了一会儿就又开了。幸好那时美国时兴一种草坪似的化纤地毯，他在谈判时就把鞋尖埋在地毯里，不敢抬脚。就是这些连30美元零花钱都舍不得花的人，从世行争取来了2亿多美元的贷款。

　　1992年，李岚清同志到中央工作。他说：“最令我难忘的是，有一次邓小平同志对我说，"必须改革开放。不改革开放，死路一条！"这个话，他过去也多次说过。这次又当面对我说，我把它看作是对我们这一代人的政治嘱托，也是我毕生的座右铭和思想行动的指南。”

　　李岚清最后说，回顾国门初开的这些历史片断，尤其是不久前写就的《突围》一书，他更加深了一个信念：对外开放决不是权宜之计，而是基本国策，不仅现在要坚持，即使将来成为发达国家也必须永远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