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１２月１８日电 题：跟着荧屏起飞－－一位高考落榜生的３０年

　　 新华社记者孙闻

　　 ２００８年岁末，由潘大为担任总摄影的大型纪录片《汉字五千年》收官。潘大为有时会严重失眠，这部长达８集的片子从头至尾在他脑海里回放了无数遍，他在一帧一帧地回想哪个地方还可以做得更好。

　　 “没办法，我要比其他摄影师累许多，要给每个镜头赋予特定的内涵，只能多想想，没别的办法。”潘大为说，“我所有的片子，不管大小，全是这样。”他说，上一次出现类似的情况是在《大国崛起》出手前。这部同样由他担任总摄像的大型纪录片火了，也让他再度获得了同行的赞誉。

　　 潘大为把自己事业的原点定位于１９７８年。那一年，在太原市王村第一小学担任了３年代课教师的潘大为，听说北京电影学院恢复招生，请假来到了北京。交上５毛钱报名费，他收到了一张编号为３０５３８的收据。“我是第三万零五百三十八个报名的，而那年摄影系一共才招１２个学生。”潘大为说，“但我还是来了，因为当时我在太原跟着山西出版社的一位老摄影师学会了拍照、冲洗。周围的人都说我照片拍得还不错。”

　　 “可是一进考场我就傻了，考官让我们提交作品，人家拿出来的都是十寸八寸的大片子，一个保定胶片厂来的考生甚至现场为考官播放了一段半小时长的黑白电影。”潘大为说，“我带来的那三张火柴盒大小的作品，跟人家的一比，只能算照片。脸上挂不住啊！”

　　 ６月１５日，潘大为接到了北京电影学院寄来的通知书：“潘大为同学……由于本院录取的名额有限，因此绝大多数的同学不可能被录取。现在，经过初试考查，你报考我院摄影系未被录取，望你正确对待，坚守本职岗位，安心工作……”

　　 潘大为落榜了。

　　 当张艺谋、顾长卫如愿坐进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课堂的时候，潘大为被安排进山西电信器材厂数控线切车间当学徒工。尽管这是一个会令１９７８年全国１１２０万高考落榜生中多数人羡慕的出路，但潘大为却觉得没法“安心工作”，他的心“跟着电影飞了”。

　　 从此，潘大为找各种理由往北京跑，找机会看各种在当时还被称为“内部片”的进口电影，想办法混进北京电影制片厂的摄制组当小工－－“目的只有一个，离电影近点，再近点。”

　　 这样的日子过了快两年，新的机会来了。１９８０年的春天，北京广播学院和中央电视台在太原联合主办了第一届全国电视新闻培训班，潘大为经朋友介绍与来自全国地方电视台的６０余名记者，共同经历了这次被他们后来称作“中国电视界黄埔一期”的培训。

　　 ４５天的培训结束后，潘大为作为首批聘用人员进入山西电视台。当时的中国电视业刚刚起步，发展迅猛，在张艺谋和顾长卫还没毕业的时候，他已经能够独立掌机了。１９８３年，潘大为正式调入山西电视台，终于有了“身份”。

　　 但新的问题又来了，当一批批大学毕业生进入电视台后，在工作中有意无意地宣讲着各种理论，让没有经历过科班训练的潘大为觉得有些羞怯。“摄影是一门实践艺术，理论固然重要，但通过多看片子同样可以实现技法上的提高，也是可以干出来的。”潘大为再次想起了北京。

　　 上世纪８０年代初，随着对外开放政策在文化领域的推进，一大批进口影片以各国影展的形式在北京集中放映，潘大为如饥似渴地看着。至今他仍能背出１９８５年４月文化部主办的“美国电影周”放映的５部美国影片《矿工的女儿》《星球大战》《转折点》《克莱默夫妇》和《金色池塘》的每一个细节。此后的“法国电影回顾展”“苏联电影回顾展”“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电影回顾展”“日本电影回顾展”，几十部片子一路看下来，让潘大为的眼界大开，技艺渐长。

　　 终于，１９８９年，他拍摄的音乐片《好大的风》荣获第二届中国电视文艺星光奖二等奖，他本人获得最佳摄影奖。潘大为因此入选中国电视艺术家代表团，赴日本交流，是代表团中最年轻的团员。此后，《好大的风》还被选入北京广播学院摄影系教材。

　　 也就是这一年，潘大为觉得原本让他骄傲的“身份”开始让他束手束脚，于是他决定到北京“漂”着，以自由摄影师的身份出入各种影视摄制组。

　　 ２０年后，潘大为与当年失却同窗之机的顾长卫因合作系列片《知识改变命运》走到了一起，顾长卫担任导演，潘大为司职摄影。

　　 如今，潘大为的能力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可——《大国崛起》《布达拉宫》《宋庆龄》《刘少奇》《丽江故事》——在中央电视台播放的众多大型文献纪录片都是他担任总摄影。

　　 谈到成功的经验，潘大为说：“多动脑子，只要看准了方向，坚持到底，做到极致就一定能成！”５０岁的潘大为依然执著于这份极致，只要身在片场，始终尽力自己掌机。

　　 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