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乡农民工越来越多了。有媒体报道，目前全国1．3亿外出农民工中已有780万人提前返乡。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官员更进一步指出，农民工就业的真正挑战将在春节之后到来。可以想见，大批农民工滞留乡间，除了直接影响农民收入的增长，还可能对中国经济社会全局产生深刻的负面影响。

　　 此时，很多农民工输出大省都高调表态将严重关注。福建省委书记卢展工15日表示，如果仅依靠一点点失业保障和各种救济，不能解决群众根本的问题，就业才是最大的民生。而成都市也将“实施特别职业培训计划”，将一次性向市外返乡农民工、2008届以前未就业的大中专毕业生和在此之前企业经济性裁员的失业人员每人发放500元就业培训券，预计将有超过15万人受惠，政府将为此投入超过7500万元。（《南方日报》12月22日）

　　 为“最大的民生”做这样的大投入当然很好，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这笔投入要能真正惠及于民，而不是让某些官员中饱私囊。此前，媒体曾报道专司培训的官员大发培训财的事情。贵州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原副厅长杨锦福利用职务之便，通过批准相关农民工技能就业培训学校成立、批准取得农民工技能就业培训定点资格、批准增加培训指标等方式，收受贿赂竟达80多万元。贵州一些市、县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负责人及其工作人员也与一些社会培训机构勾结，弄虚作假，大肆套取农民工就业培训资金（新华社11月11日）。成都市的“就业培训券”能否真正惠及渴望技术、技能的农民工，对当地的各级官员同样是一个考验。

　　 按照严格的认定程序，领到“就业培训券”的农民工到哪里接受就业培训呢？依然是经过“开班审批”的定点培训机构。尽管当地也设计了很多制约制度，像培训公示制、现场巡查制、综合评价成果制、培训网络实名制、补贴二审制、检查评估淘汰制等……但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制度设计依然是在劳动部门中“封闭运行”的，其公正性、有效性很难得到真实评价。而最有评价权的农民工，往往是失语的一群。

　　 更何况，声势一浩大，组织成本不免畸高，培训者和被培训者意愿的对接，也会成为影响效果的一个因素。没准儿，到头来，只落得一派壮观的声势而已。那么，在政府大规模介入农民工就业培训之前，中国上亿农民工都是在哪里、通过哪些渠道接受就业培训的？

　　 最重要或者说最主要的途径，大概是“边干边学”、“干中学”吧。从20年前民工潮出现，中国农民在寻求生存和发展的道路上经历了脱胎换骨的洗礼。草创时期的很多甚至被称为“血汗工厂”的地方，都是农民工的就业培训学校。在这个过程中，洗脚离田的农民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也因此获得了足以养家糊口的劳动技能，个别人甚至出人头地，成功地实现了身份转换。

　　 对这样的“学徒式”培训，不能完全给予负面评价。不然，就不能解释中国30年来的制造业、城市建设等领域的高速增长，也不能解释中国农村在粮价持续低迷情况下仍没有破产的原因。大量农民工支撑了中国经济的奇迹，也为贫瘠的农村源源不断地输入血液。甚至可以说，这些大大小小的企业实际上成为农民工最便捷的就业培训学校，其间当然有诉说不完的血泪。可当我们在控诉无良老板的黑心贪婪时，还应检讨一下社会在提供就业培训上的缺失或者说走过场，甚至大肆盘剥培训资金等行为。

　　 中国农民工素质比较低，这也是长期以来的国情，需要政府格外重视农民工的文化教育和就业培训。只不过，很多时候，我们一提到培训，似乎就是定点大教室、集中脱产式培训。而对于那种工作中的边干边学的培训很不在意；至于那种在自我创业中的“就业培训”，就更不在话下了。其实，不妨思路开阔一点、视野开放一点、讲求实际一点。(胡印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