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原日报》昨日(22日)报道，依据相关法规，太原市司法部门将对在外国驻华使馆、中央领导驻地和省市党政机关等非信访场所上访的，屡次违反《信访条例》的，为制造影响到外国驻华使领馆和驻华机构实施穿状衣、举标语、喊口号的，违反《信访条例》组织、煽动集体上访的，进京上访的等违法行为进行依法处置，以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一个健康社会的标志，不是有没有信访，而在于信访制度是否灵敏通畅。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曾经指出，要把民主作为一种价值追求，决不能堵塞民意，形成“言塞湖”。显然，通畅的信访机制，能够防范民意“言塞湖”的危险。2005年5月1日，新修订的《信访条例》正式实施，明确提出各级政府“应当畅通信访渠道”，“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打击报复信访人”，正是一种对公民信访权利、畅通信访渠道的制度设计。但是太原市政法委对于“信访活动中违法犯罪行为”的规定，却可能有悖于《信访条例》的相关界定。

　　我注意到，太原市司法部门将在外国驻华使馆、中央领导驻地和省市党政机关等非信访场所上访的，称为“违法犯罪行为”。在这其中，太原司法部门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个重要概念，即“非信访场所”。但考诸《信访条例》，没有发现这一界定。“条例”规定，信访人应当遵守法律、法规，不得损害国家、社会、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权利，自觉维护社会公共秩序和信访秩序。另外，信访人不得在国家机关办公场所周围、公共场所非法聚集，围堵、冲击国家机关，拦截公务车辆，或者堵塞、阻断交通。如果没有“非法聚集”等行为，那么“非信访场所”的推论如何得来，又如何成了“违法犯罪”？

　　《信访条例》更是一部保障公民信访权利的法规，而对于公民权利的尊重，在于明确“法无禁止即自由”，地方司法部门无权愈越上位法而出台限权规定。这是一个常识。因此，无论是太原所禁止的“穿状衣”，还是到“非信访场所”上访，既然不是被《信访条例》明文禁止的，就应当是公民应有之信访权利，亦是公民表达权的一部分。众所周知，“表达权”已是中国政治社会生活中的一个关键词。继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表达权”这个概念之后，中共十七大政治报告再度把“表达权”列为公民四权之一，强调要依法保障。在这种情形之下，太原的信访新规显得不合时宜。

　　对公民民主权利的保障，不可违逆。对上访现象，永远堵不如疏。有两条新闻可以提供给太原相关部门参考：一则是2007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常委、国务院参事任玉岭在接受《人民论坛》采访时所表示的，对上访“截访”不但花费巨大，还造成了矛盾的积累，堵塞民意通道。另一则是今年2月15日《中国青年报》报道的，乌鲁木齐市委书记栗智所表示的，“在当前群众信访反映的问题中，80%以上有道理或有一定的实际困难，无理取闹的只占一小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