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经商是一家人在旅馆市场的一段传奇

　　1982年，200个像龚贤书一样的小百货个体经营户在义乌湖清门市场大大方方做起了生意。龚贤书没有想到，十多年来一直渴望获得的生意人的合法身份，最终会因为一场书记和农妇的争吵而梦想成真。

　　把现在的义乌，称作“诞生老板的城市”一点都不为过。据义乌市工商部门的统计数据显示，2007年全市新增各类企业2444家，新增个体工商户18525户，各类经济户口总量达11.8万户，累计新增经济户口20969户。如果按照一年365天计算，义乌市场每天都会诞生57位老板。

　　龚苏德自己前后就办过四五本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经营的内容包括了针织品、高新技术还有农业开发。有几本办的时间早，龚苏德都不记得丢到哪里了。 “无所谓啦，用到时候再重新办一本，反正很方便的。”

　　在义乌，只要资料齐全，工商部门承诺在五天之内办好一本营业执照，工本费20元。想在义乌当个“老板”实在是太容易了。

　　这种“人人当老板”的局面，是三十年前的龚贤书无法想象的。当年，“当老板”可是一个极富风险的行业，甚至有倾家荡产的危险。

　　1978年的龚贤书，虽然还是到生产队开证明，但他实际上做的生意是到外省摆地摊卖小百货。这年年初，他拿出所有的积蓄，买了1600元的纪念章去昆明卖。那些花篮、凤凰、金杯、羽毛球拍造型的胸章，“七分钱一个进的货，可以卖8角钱一个，买的人多得就像抢一样。”

　　现在回想起来，那个年代正是人们开始对美的意识刚刚萌芽的时候，社会上的商品流通又没有放开，龚贤书卖的胸章，正好满足了当时老百姓对美好事物的需求。可是到第三天，龚贤书就被作为投机倒把分子抓进了派出所，货款全部没收，甚至连回程的车票钱都没留下，这一天是“3月11日”。

　　这次重创，让龚贤书受了很大的打击，很长时间都没敢摆摊。直到1982年的一天，他终于听说义乌县政府门口贴出了“允许农民进城经商”的一号通告，一个叫冯爱倩的义乌农妇当时幸运地成为义乌第一个取得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的农民，而200个像他一样的小百货个体经营户得到了当时义乌县工商局的批准，大大方方在马路边做起了生意。

　　龚苏德没有想到，十多年来一直渴望获得的生意人的合法身份，最终会因为一场书记和农妇的争吵而梦想成真。为了证实这个消息，他还特意跑到当时的湖清门，亲眼看了看这个由一块块水泥板搭起来的街头市场，市场上的人头攒动让他又一次对经商充满了幻想。

　　龚贤书开始从广东进牛仔服装，跑到新疆的乌鲁木齐卖。1993年，15岁的龚苏德有机会体验了那段经商生活。

　　据龚贤书回忆，那时候乌鲁木齐还没有专业的市场，一家两层楼、拥有近160个房间的旅馆就成了市场，龚苏德一家用来做生意的房间号是“205”。

　　两张铁架床，床上床下都堆满了货，墙上也挂满了各种牛仔服，白天这里是摊位，晚上把货一撤就睡人。旅馆市场的条件虽然简陋，但是却给龚苏德留下了传奇般的记忆。

　　“生意那个好啊，就像抢一样。每天早上七点半还没有起床，就有人到门口排队等开门，旅馆的房门一开还没来得及洗脸，等在外面的人就冲进来挑货。有些时候人实在太多，我们只好把门先关了，让屋里的一部分人先挑了，然后再放另一批人进来。”

　　在那个躁动的九十年代，这个十五岁的男孩，就这样见证了市场经济飞速成长期的疯狂。“每天吃过晚饭，我们一家人就把门一关，忙着做另一项工作——数钱。基本上每天我们回笼的现金都有十几万，面值都是十块头的，十几万元钱我们得数上近两个小时。”

　　在那个对商品极度饥渴的年代，龚苏德一家抓住了卖方市场的春天，创造了他们的“旅馆传奇”。到1998年一家人回到义乌的时候，存款已经有数百万元。而义乌市场里的大部分“老板”，也就是在这个时期鼓起了钱袋子。有资料显示，1998年时义乌的各项存款已经突破了百亿元，是1978年存款金额的3460多倍。

　　

　　未来，经商是“市场新生代”的创业新起点

　　和父亲的“乡土”发家史相比，龚苏德的“经商梦”显然带了许多“全球化”的内容。像他这样的义乌市场“新生代”，正在通过学习国外样本，寻找企业未来的升级空间。

　　2000年，从北京工商大学国际贸易专业毕业的龚苏德，没有接手父亲创办的针织厂，他自己去义乌篁园市场的二楼租了一个一米宽的摊位，卖起了手套。

　　那个摊位号，龚苏德已经不记得了，但是他却在这一米见方的天地里，第一次检验了他在大学里学的商业理论。从原料采购、产品设计到加工销售，龚苏德一个人全包，人生道路第一次与父亲的经商轨迹重合。

　　第一年生意，赚了几十万元，第二年却只能勉强保本。龚苏德开始反省自己的经营模式，他发现市场上的商品基本上都是先生产出来，再等买家购买，这样的生产不仅盲目，而且容易造成商品的积压，那些创新款式也很容易被别人拷贝，最终造成商家之间的互相压价。

　　龚苏德后来把这些心得，运用到了父亲经营的工厂里。他和比他大两岁的姐夫一起为产品创建了品牌，高薪聘请了专业设计师，还在全国组建了代理商。他们实行的是订单生产，代理商提前一个季度到工厂下单，工厂再定向生产，在此之前，那些最新款式被作为“最高机密”锁在陈列室里的。

　　龚苏德说，这种订单式的营销模式，是目前国外大企业普遍采用的管理经验。当年那个初中毕业就想做生意的男孩，现在每个月都要自费好几千元钱到全国各地去上课，像清华的总裁班、“money and you”管理培训班、BSE培训班还有浙大的总经理班。“读得东西有没有用不敢说，主要是为了开扩视野，许多国际上最先进的管理经验，现在看看用不上，以后说不定就用到了。”

　　和父亲的“乡土”发家史相比，龚苏德的“经商梦”显然带了许多“全球化”的内容。龚苏德说，培训班里有很多像他这样的义乌“富二代”，大部分的人并不想简单地继承父母的家业，而是通过学习国外样本，寻找企业未来的升级空间。

　　今年10月，龚苏德撤走了原来在老针织品市场的摊位，搬进刚刚启动的福田市场三期一楼的新摊位，整齐的过道、光鲜的新店面、13平方米大的店铺以及上百双今年新款的袜子，这里将是他“经商梦”的新起点。

　　“家族式的管理模式，肯定不利于企业的成长，我们厂很快会引进职业经理人。”龚苏德说这话的时候，注意力正落在父亲当年挑的那副货郎担上。

　　前一天在北京，龚苏德就在和一帮朋友研究，怎么把义乌的土特产重新整合成礼品推向市场。“我希望有一天，能把父亲卖过的红糖做出新的生意经来。”龚苏德觉得，未来义乌市场的优势将不在于商品的数量，而在于商品的整合。怎么把义乌的红糖和另外几样土特产一起整合成新的礼品卖出去，是他下一个“经商梦”。

　　对于红糖，义乌人有着太多的情感在里面，在过去的三十年里，红糖给这片贫脊的土地带来了太多的慰藉，而龚苏德对红糖的那份感情，则源自于父亲和他讲做生姜糖时的情景——

　　“熬糖的时候火候很关键，熬得太嫩糖会结块，熬得太老就苦了，那个糖放到舌头边轻轻那么一舔，糖汁边缘会微微卷起来，就说明正好了。”说到这里，龚贤书把舌头一舔，两眼一眯，就像又回到了当年熬糖时的样子，一脸的陶醉。

　　龚苏德知道，三十年前的那块糖，就这样永远化在了父亲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