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6月10日，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行的中国民族舞蹈联欢会上，许多外国朋友跟随中国舞蹈家协会副主席戴爱莲（右二）学跳中国民族舞蹈，使联欢会达到高潮。新华社特供本报图片

　　一个神秘的东方国度——这是很多西方人对中国的印象。除了文化差异外，长期以来的闭国政策是导致这种印象的重要原因。

　　中国开放政策伊始，外国人就开始陆续走进这个东方国家。技术人员、学生、商人、旅行者，他们游历中国的土地，在他们的注视下，这个国家也愈加开放和自信。

　　清退

　　几十年以后，有些事实，看起来像一种虚幻。

　　傅高义在他的《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书中，提到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对待外国人的政策。

　　“在广州的大部分外国人已经离开，大多数在1949年后留下来的外国人怀有一种更为理想主义的坚持，他们是传教士、教育工作者、福利工作者。

　　朝鲜战争期间，政府最后坚定了决心，要解决如何处理外国人的问题。广州首先在影响公共安全的地区，没收外国人的无线电接收器和武器。不久后，1951年1月，100家左右和外国有联系的文化、福利和宗教组织受到调查，其官员和成员被编出名录，其活动受到监督。”

　　能走的，都走了。

　　少数人，坚持留在中国。他们多数在1949年前便已来到中国，带着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把自己认同为“中国人”，从此生活在这个国度。

　　上世纪70年代前，3万多名帮助中国建设156个工业项目的前苏联专家，得到中国人的尊敬和礼遇。

　　不过，这扇有限开放的沟通之门，也在1961年中苏关系破裂后关闭。拥有3000多张床位、专门接待外国人居住的友谊宾馆，“文革”期间只住了三十几个人。

　　刚刚成立的新中国，以独立自主的自信心，将“外国人”这个自鸦片战争以来就给中国人带来噩梦的群体，拒之门外。

　　为了坚持对中国的研究，美国费正清研究中心教授傅高义只能“隔岸观火”。他住在香港，通过特殊渠道订阅大陆出版的所有报纸，从这些公开的消息中，他发掘出大量资料，写成既有学术价值，又通俗易读的《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书，留下那个时代的印记和观察。

　　回归

　　在比香港更遥远的美国，马丁曾无数次遥想中国的模样。

　　1978年，作为美国可口可乐公司的总裁，马丁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天很阴沉，中国是灰色的”。

　　此前，作为一个美国人，他没有进入中国的自由，小时候，他曾好奇地问父亲：“我怎样才能到中国去？”父亲说：“从咱们家院子挖个洞，跳进去，就能到中国了。”

　　马丁是坐飞机来的，他看到一个刚刚经历剧痛，正在自寻出路的中国。外国人不再一概被排斥，能给中国带来资金、技术和项目或给予帮助的人，得到有分寸的尊重。

　　“改革开放后最早来中国的外国人，绝大部分是来华投资的外商和我们请来帮助中国建设的专家，一般人要来中国仍然十分困难。”原外国专家局副局长陈阳进说。1980年，陈阳进被调到刚刚恢复的外专局工作，这是一个专门负责引进国外专家的政府机构。

　　“最初的重点是语言老师，我们一年1300多个名额，八成到九成都是外语专家。”陈阳进说，英语、德语和日语是重点。

　　这些通过老教授介绍或者国际中介组织寻找到的老师，被分配到北外、上外、国际广播电台等部门，培养中国急需的外语人才。他们一个月的工资在 2000元左右，一半儿用人民币支付，另一半儿是美元。“比他们在美国的收入要低一些，但大大高于中国人的收入水平。愿意来的，一般都是对中国感兴趣的人。”陈阳进说。

　　安全是个被特别关注的问题。“我们专门制定了外国专家安全保卫工作30条，没有中国人的陪同，外国专家不能到处乱走”。

　　自由的尺度

　　可以在中国的土地上自由的行走，对于上世纪80年代初来到中国的外国人来说，是一个不太可能的奢望。

　　中国还在经历“文革”的时候，英国人威廉就有了一个关于长城的梦想。

　　1967年，还在英国一个小镇读初中的他在地图上第一次看到中国。“长城就横亘在它的北部，在地图上我看到长城的起点和终点。我梦想着有一天能骑着自行车，从一头到另一头”。

　　这个梦想后来变成了现实。1986年夏天，威廉辞去工作，来到中国。带着很少的行李，他从山海关出发，准备徒步走到嘉峪关，实现他幼年时的梦想。

　　这7000多公里的路程，让威廉感到了作为一个外国人的劣势。他最大的麻烦，不是复杂的天气状况，也不是资金不足，而是没有通行证——当时，长城沿途有些地区不对外国人开放，外国人需持相关部门开具的通行证才能通过。

　　第一次的徒步长城计划，以失败告终。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前，外国人在北京的活动范围仅限于“40里圈”内。“40里圈”就是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方圆40华里的范围，其他地方，外国人不得进入。此时，已有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到中国。开放的步伐紧紧催促着中国内在体制的变迁。

　　1985年，中国第一部对外国人入境进行规范的政府规章《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颁布，中国244个地区正式对外国人开放。

　　曾经耀眼地伫立在北京主要路段的“未经允许，外国人不得穿越”的中英文标牌，也在北京市区范围内被摘除，只在远郊区县保留了100多块警示牌。

　　上世纪80年代末，年均来中国旅游的游客已经达到1.3万，他们的行程，由专门接待外国游客的国际旅行社安排。如果游客到烟台旅行，他们将在市区停留8个小时，参观烟台博物馆、毓璜顶公园等景区。

　　为了让外国游客看到他们最感兴趣的东西，烟台国旅费尽了心思。

　　“我们设计了一个在国际上都属创新的家庭访问项目。”烟台中国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月文回忆：“外国游客最想看到的就是老百姓是怎样生活的，我们就安排他们走进老百姓家去亲自感受。”

　　这已是最大的尺度。被安排参观的家庭，都经过了精心挑选，“连居民家的桌椅、茶杯、糖果点心都是精心准备的，负责接待的居民家门口都贴上了编号，客人分两组，一组十几人，配上翻译，走进家中参观，跟老百姓聊家常。”

　　1995年，北京在郊区的100多块“限外牌”也被摘除，北京基本对外国人全部开放，他们可以骑着自行车或开车到郊区游玩。

　　2005年，中国对外国人开放的县市已经增加到2650个，全国只有不到8%的地区未对外开放。

　　更多老外旅行者选择背起行囊，成为一名驴友，他们发现并欣赏的丽江、阳朔，成为中国最热的旅游景点。

　　已经在中国生活20余年的威廉·林赛，早已无数次走过中国的长城沿线。他还娶了个美丽的中国老婆，生了两个可爱的儿子。此外，他还成立了长城保护组织，自费号召大家捡拾长城上的垃圾，成为中国最著名的外籍长城保护人士。

　　生活的空间

　　2003年，18岁的加藤嘉一，在非典肆虐时来到中国。作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一名研究生，他被安排住在北大的勺园。

　　“两个人一个房间，条件还可以，住的都是留学生，就像一个小联合国，讲什么语言的都有。”第一次来中国的加藤，也第一次见到这么多的外国人。“这里很好，我很愿意住在这里，可以从每个人身上学到东西”。

　　他的一些朋友，却更愿意到校外的小区租住中国人的房子，为了更好地融入中国的生活。

　　加藤和他的同学很幸运，就在他们入学的这一年，北京取消了对外国人居住地的限制。北京市的宾馆、饭店将不再区分“涉外”和“涉内”，常住中国的外国人，也可以租住中国人的房子，甚至在中国购置房产。

　　此前，所有来中国的外国人，都只能住在专家楼、使馆区或者专门的涉外宾馆里。

　　建成于1954年、坐落于北京三环边上的友谊宾馆，一度是来中国的外国人惟一的落脚地。

　　“上世纪80年代引进专家多的时候，接待专家的人员要半夜到友谊宾馆排队，要不根本没有床位。为了解决外国专家的住宿问题，我们又建了一些涉外宾馆，有外国专家接待任务的单位，也大都建了专家楼，这些楼房的建设标准由外专局统一规定，略高于中国人的居住水平。”陈阳进说。

　　如今，在北京，一些外国人集中居住的小区，已成为北京新的特色文化。

　　在韩国人聚居的望京新城，一位物业公司管理人员统计了他管理的19栋楼的出租情况：50%的房子用于出租，韩国人约占租户的60%。在这个小区里，商店和饭馆的招牌都有中韩两种语言，“招店员一名，要求通韩语”的招聘启事贴在一家商店的门口。

　　选择的自由，让更多的外国人在中国生活得自在、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