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挑战来自国内国外两方面

　　谈及下一步改革，多位受访者都认为，中国的改革将开始“啃”最硬的“骨头”，这其中既受基本国情制约，也有因改革亟须进一步完善提出的新挑战；既有国内发展形势的需要，也有适应全球化的新要求。

　　从国内来看，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地区经济司司长范恒山认为，目前仍存在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发展方式粗放；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发展协调性不强；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难度较大，发展基础不稳固等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

　　而他分析，这些矛盾和问题，都直接或间接与体制机制不完善相关联。虽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基本建立，但距离改革的目标仍有很大的差距：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和国有企业规范的公司制改造任务还远未完成，非公有经济发展仍面临着许多规制性障碍；市场体系特别是要素市场发育还不完备，维护诚实守信和公平竞争的市场规则和秩序尚未完全建立；政府职能转变仍未到位，政企、政事、政资不分的状况在一些地方比较严重；宏观调控体系还不完善；经济调节与法制管理仍显薄弱；部分社会成员间收入差距悬殊，有效的收入分配调节机制和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还没有形成，等等。

　　“这些新问题新挑战的产生恰恰是由于改革不到位、不完善造成的，今后真正的挑战就是怎么样对改革进行改革，即深化改革的问题”，刘春认为，今后面临的矛盾不仅包括新体制和老体制之间的矛盾、新体制利益结构和老体制利益结构之间的矛盾，也包括新体制与新体制、新利益结构与新利益结构之间的矛盾，“改革的挑战将会更大，需要改革者以更大的勇气来改革自身。”

　　另一方面，进入新阶段之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已与全球开放相联系，中国也在不断改革完善经济运行机制，寻求与国际规则接轨，因此，中国下一步的改革开放的路要怎么走，是需要用世界的眼光加以分析。

　　“改革开放的30年，我们主要解决了打开门、迈出步的问题，下一步就要真正适应和融入经济全球化、市场一体化的大趋势之中了”，刘春分析，“如今已经不能脱离世界来看中国了，需要不断转变观念，增强能力。”

　　范恒山认为，一方面我们需要加快推进市场一体化进程，建立起与世界通行做法相衔接的规则与制度，充分利用国际资源、国际市场，更多地分享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利益。另一方面，我们又需要建立起有利于提升国际竞争力和有效防范开放风险的、富有特色的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抵御外部势力侵蚀，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使自己在日益激烈的竞争中占据主导地位、行使优先权利。

　　“中国改革正进入最艰难的攻坚阶段，一些高风险的改革将进入实质性操作”，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宏观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常欣告诉记者，30年来中国在改革的过程中，强调“稳定是改革的基本前提”，由于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避免了不少国家遭遇的转轨型衰退和剧烈的社会震荡，而在今后推进改革的过程中，还需在协调社会利益关系、保持社会稳定方面下功夫。

　　下一步改革的新空间

　　“12·18讲话中的新的提法多，体系开放”，采访中，谢春涛分析说，“讲话给下一步的改革开放既指明了方向，也提供了非常广阔的发展空间。”

　　讲话指出，“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我们既不能把书本上的个别论断当作束缚自己思想和手脚的教条，也不能把实践中已见成效的东西看成完美无缺的模式。”

　　“之所以不用‘模式’的说法，是因为只有到本世纪中叶，中国的发展理论、体制机制才会基本定型，现在仍在探索过程中。在这一过程中，尽管总结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发展道路，以及改革开放30年的宝贵经验，但这一体系仍未定型，是开放的”，在谢春涛看来，这正是决策层的一种清醒的认识。

　　在采访中，下一步要“加快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成为多位研究者的共识，而这实际上是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交叉点。

　　刘春认为，在这一领域的改革前30年已经迈了一大步，今后发展的空间很大。“构建和谐社会和解决民生问题将成为推动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动力。因为搞社会主义民主不是为了一个虚无缥缈的理想世界，而是为了真正解决中国人的生存、发展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对于民生的理解有多深，对于社会主义民主的推动力就有多大”。

　　另一方面，刘春提出，在改革开放的推进过程中，要提高党和政府对社会的组织能力、协调能力和动员能力。“随着改革深入的推进，利益结构处于分化、组合的急剧变化中，能够在法制的轨道上，有效地实现社会组织、社会动员和社会协调，关系重大。而现在我们体制中的某些环节仍存在着效率低、主动性不够、反应滞后的问题，导致社会组织、协调能力不到位，信息闭塞，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的隐患”。

　　而改革开放的落脚点和出发点则是“发展的成果由人民共享”，在常修泽看来，进入新阶段之后“共享”需要从原来的“物质需求”拓展到更广阔的层面和更高的境界，即：共享改革发展的物质成果、精神成果、社会成果、政治成果四个方面。“视野要更宽一些，由单项的、低层次的共享，逐步走向多项的、高层次的共享。”(记者袁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