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78年4月，一位两鬓花白、身材高大的老人踏进了广州珠江江滨的合群路大院——中共广东省委。他就是德高望重的老一辈革命家习仲勋。在长达十六年的下放劳动和被迫害、关押后，上个月刚恢复工作就被派到广东。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党费交给广东省委办公厅的党组织。中央派习仲勋这样一位担任过国务院副总理长达十年的重量级政治家来坐镇广东，用意极为深远。其安排立刻引起中外媒体的猜测，也让广东人面上有光，当时广州的街谈巷议也颇为有趣:哗！好“大粒”！(广州人对大人物的谐称)广东有得发达啦。历史证明，中央把受极左错误迫害深重而且在人民群众中很有声望的领军人物派到广东这样一个南方大省工作，是极有战略眼光的点将。这是后来邓小平断然以广东作为改革开放“先行一步”的试验区的“预备动作”。

　　 （二）

　　 1979年，初春。习仲勋和杨尚昆接到中央通知，要出席中央工作会议。此时，习仲勋作为广东省委第一书记，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他刚来才一年，对广东情况还未摸透，但形势迫人，不仅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大转折令他精神振奋，而且广东全省上下求变求新的急切呼唤，更让他倍感机不可失，以他敢于踏着历史潮头前行的个性，此时，他决心到风口浪尖“先行一步”。

　　 京西宾馆夜深人静，习仲勋仍在伏案工作。明天是关系到广东发展的关键时刻，他看着讲稿反复斟酌，该讲什么？怎么讲？这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内容讲不到点子上，再有讲话技巧也没用，肚子里有好经真经，但念得不好或技巧不到位，有时也会适得其反。此刻，他决定:响鼓必用重锤。为了广东的将来，他豁出去了。

　　 第二天是4月8日，广东果然一出手就气势不凡。习仲勋在中央工作会议中南组第一次发言，正式向中央提出了广东的想法与请求。他代表省委强烈要求中央给予广东改革开放的特殊政策，请中央授权或放权，让广东先走一步，放手干，在邻近港澳和沿海地区划出一些区域专门对外合作交流和吸收外资，利用毗邻港澳、华侨众多、国际交流频繁便捷的优势，在“四化”中带个头，加快发展。

　　 在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时，习仲勋陈述了广东独特的发展优势，大胆地提出自己的意见:“现在中央的权力过于集中，地方上感到事情很难办。没有权，办事很难。”

　　 主持会议的华国锋问:“仲勋同志，你们广东究竟想要什么权？”会场气氛紧张起来。

　　 习仲勋面对中央最高负责人，他感觉到了决定广东命运的紧要关头。尽管他提出的设想可能不合某些领导人的口味，但广东已经没有退路。

　　 习仲勋终于将底牌抛了出去:“我代表省委，请求中央允许在毗邻港澳边界的深圳、珠海与重要的侨乡汕头市各划出一块地方，搞贸易合作区。”最后，他索性把话说痛快。他语出惊人地说出一句振聋发聩的话:“如果广东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可能几年就搞上去了，但是在现在的体制下，就不容易上去。”这种针对束缚生产力发展僵化体制的大胆“出格言词”，别人都不会说、不敢说或者不能说，只有长期在中央和西北工作，此刻又作为广东当家人的习仲勋敢说。他无所畏惧地坦荡直言，令当时头脑仍未转过弯来的人们吃了一惊。

　　 习仲勋趁热打铁继续说:“广东希望中央给个新的体制和政策，这样广东几年就能搞上去。广东是一个大省，等于周边地区的一个甚至几个国家呀，但现在省的地方机动权太小了，国家和中央部门统得过死，不利于国民经济发展。我们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先走一步，放手干。这样做，对地方有利，对中央也有利呀。”

　　 习仲勋言之殷殷语之切切，一口气把话说完，总算松快了许多，不仅把省委常委委托他捎给中央领导的话端出去了，还用自己的“重锤”，擂了一通“响鼓”。

　　 习仲勋知道，虽然邓小平并未主持会议，但大家都认定他是主心骨，便按叶帅的指点求见小平。在种种不同声音的争议中，趁着会议下午间隙，小平不动声色地接见了他，倾听了他关于广东先行一步、加快发展的设想。邓小平先赞扬了习仲勋敢于创新的大胆想法:“你们上午的那个汇报不错嘛！”然后静静地听，不停地抽着烟，插了几句话:“中国的改革开放，先从东南沿海地区搞起。东南沿海的改革开放，得先从广东、福建搞起，广东的改革开放，也得抓一个突破口，搞一个试验场，放开手搞，万一失败了，也不要紧，就这么一块小地方关系不大。”这次谈话中，小平还对习仲勋说了一番值得载入史册的话:“过去陕甘宁边区就叫特区嘛，你不是陕甘宁特委的代理书记吗？在你们广东划出一块地方来，也搞一个特区！怎么样？”接着他又说了一番名言:“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三）

　　 发生在广东边防的一场巨大灾难，鞭策习仲勋迫不及待加快落实邓小平创建深圳特区的决心——1979年5月6日，对于广东深圳的边防前哨，是一个梦魇般的日子——广东各地和宝安城乡突然有近十万之众聚集于此，形成数十条凶猛的洪流扑向边境线，昔日警备森严的边境顷刻间人山人海，边防军人束手无策，向天鸣枪示警也没有用，几个哨位一下子被争先恐后非法越境的人流吞噬了。

　　 各级党委和政府猝不及防，事前并未收到任何情报。但一个极其蛊惑人心的谣言在各地城乡群众中不胫而走，用心险恶的人向渴望温饱的百姓们吹了个天大的肥皂泡:在英国伊丽莎白女王登基当天，香港实行大赦——凡滞港人士可于三天内向政府申报香港永久居民，深圳边防将在当日“大放河口”，容许大家自由进入香港。于是，成千上万群众几乎在同一时间涌向边境，在长达六公里的边防和海防线正面，实施了“人海战术”式的中间突破，来势汹汹，实在骇人。仓皇中，离乡背井的人们满怀心事、一脸泪光，拖儿带女步履踉跄地越过边界，任凭前来阻挡的边防军人和干部们千呼万唤也不肯回头。

　　 翌日，1979年5月7日，长达二十公里的海面上，漂浮起数百具尸体，喧闹的边境突然万籁俱寂。

　　 据深圳地方史记载:当时，尽管宝安县委书记方苞接连发出了四道“全面禁止偷渡”的指示，并调派上千公安、民兵沿着海岸昼夜巡逻，在广深公路设卡，拦截偷渡人群，可是不到两年的时间，仅万丰村一个村的村民，乘船、泅海逃至香港的村民就达到了一千二百人，其中1979年逃港的有三百二十多人，占全村劳力的50％以上。

　　 1979年1至5月，广东省发生的偷渡外逃高潮，官方估计人数高达十一万九千多人，超过历史上最多的1962年全年发生数。出现了比当年陈郁任省长、曾生任广州市长时数千人冲击广州广九火车站更严重的态势。而有人估计更高，出逃人数多达三十万人。

　　 习仲勋接报后紧急出动赶到深圳，此时越境大潮已经平伏，但仍可碰上三两“散兵游勇”外逃香港。习仲勋马上召集一些公社书记座谈，直截了当地问他们能不能把人留住。公社书记说不行，留不住。因为由于海岸线长，香港与内地人民生活相差过于悬殊。习仲勋知道:吴南生作过调查，深圳边境线宝安这边一个农民劳动日的工分收入约为七角钱，而香港农民劳动一日收入六七十港币，两者差距悬殊竟达一百倍！到广东工作只有一年的习仲勋马上意识到，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广东对偷渡是防不胜防，堵不胜堵的。尽管广东边防几个县的军民一起布设了好几道防线，每个县都有一个领导人专管反偷渡，那也不管用。他踏看了边防线，勘察了现场，感触更深:建国二十年来，搞闭关锁国，加上文化大革命的破坏，经济濒于崩溃，群众生活困难，再不改弦更张，改善人民生活，外逃始终无法遏制，只会逃得更多。习仲勋认定，防偷渡光是堵，只是一种治标的办法，治本还得靠发展生产力。生产发展了，人民生活改善了，群众看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了，边境就安定了，人员才不会外流。

　　 面对严峻形势，习仲勋先对县委布置了“反外逃”的任务，他指出:“深圳是反外逃的前沿地带，你们一定要齐心合力，进一步加强防线，以防大批人员外逃。外逃有伤国体，国际影响不好，而且直接影响农业生产。”

　　 （四）

　　 外逃风终于刹住了。经此一役，习仲勋更坚定了加速特区建设，全面发展广东的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的决心，这才是真正的治本之策。他再次专程到深圳，了解到当地干部对过境耕作在香港那边的“飞地”心存疑虑，便对当时宝安县和沙头角镇的干部说，让香港资本家进设备开采沙石出口、收入两家分成问题，吸收外资搞加工业问题，恢复边境小额贸易问题等等，搞起来有利于发展生产，增加群众收入，保障民生，怎么不敢搞？他支持和鼓励宝安的同志:“只要能把生产搞上去的，就干，不要先去管他什么主义。他们是资本主义，但有些好的方法我们要学习。”习仲勋为加快特区的创建，“杀出一条血路来”，殚精竭虑，熬白了头发，在广东、在全国都赢得很高的威望。一年后他重新进入中央领导层，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在中南海与友人的一次谈话中，他坦荡地扪心自问:我这个人呀，一辈子没有整过人，一辈子没有犯左的错误。（本文节选自吕雷、赵洪所著的长篇纪实文学《国运—南方记事》，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