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超应否被判处极刑尚有疑问

　　在座谈会上，有关孟超是否一定要被判处死刑引起了探讨。

　　“王永丽自2007年3月以来在何小厉和孟超两个未成年人之间玩着致命的游戏，每周好多天她是白天应付着孟超，晚上又和何小厉在一块；放下何小厉的电话，又拨通孟超的电话。”孟超一审的辩护律师滕鲁黔在一审开庭时表示。

　　孟超一、二审的辩护律师均认为，王永丽应该在本案中构成教唆罪，王永丽对孟超说的那些话“已经不是情侣间相互的倾诉，而是一种故意的挑拨，故意的激怒和煽动。”

　　据了解，关于王永丽教唆行为的认定，一、二审法院在判决书中的理由是“只有被告人孟超的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相印证”，之所以只有孟超的供述，是因为孟超和王永丽之间的通话记录和短信这些关键物证被毁灭了。

　　据介绍，把侦查机关调取的2007年9月1日到28日王永丽的手机通话清单与孟超同时期的通话清单相对照后发现，王永丽的手机通话清单上记录着她103次主叫孟超的通话记录，但在孟超的通话清单中，这103个通话记录被删除。尤为重要的是，王永丽在案发当天主叫孟超8次，是谁毁灭了这些证据，为何要毁灭，这在案件卷宗材料里没有提及。

　　“这8次通话记录很可能是证明当天王永丽教唆孟超行凶的重要物证。”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中心主任佟丽华认为，“人命关天的案件中存有这样的疑点，值得重视。”

　　因为缺乏证据，王永丽最终只被列为证人，一、二审中孟超辩护律师请她出庭的要求均未被法庭采纳。

　　佟丽华介绍说，我国已加入的《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明确规定：“应致力于将本规则中体现的原则(从轻、减轻等——记者注)扩大应用于年纪轻的成年罪犯。”在国际上，“年纪轻的成年人”一般指的是18岁至25岁的成年人。孟超正属于“年轻的成年人”。

　　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副秘书长刘桂明认为，此案有其发生的特殊背景，同时也反映出社会、家庭、学校教育方面存在的许多问题。对这个案件的大致情况作了深入的了解之后，发现此案有因、有疑，法院判决应该对这些因素有所考虑，而不能把社会、家庭和学校所犯的错误让一个孩子失去生命来补偿。

　　“一个孩子已经失去了，我们是否还要失去另一个孩子，何小厉和孟超在这个事件当中都是真正的受害者。虽说从年龄上，孟超刚好18岁，可从心理上来说，他并没有成熟，不能对自己的行为有正确的判断。对他处以极刑，合适吗？”

　　我国关于未成年人性权利保护立法亟待完善

　　佟丽华说，王永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和两名未满18岁的学生同时存在性关系。中国未成年人性自主的年龄是14周岁，对于已满14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对他们的自愿认定没有特殊保护。很多国家都规定，未成年人性自主的年龄是16周岁，对于已满16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如果是对他们有影响、控制他们的人与他们发生性关系，即使未成年人自愿，这些人仍构成犯罪。因为他们的特殊身份让未成年人表达自愿的能力更低。

　　如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刑法典中规定：任何人与受其监护、照料、管理的16、17岁未成年人发生性关系的，这些人包括老师、寄养父母、雇主等，无论未成年人是否同意，均构成犯罪，最高可判10年。如果我国也有这样的规定，即使王永丽不能被认定对杀人承担责任的话，她至少应该为她与两个未成年人发生性关系承担刑事责任。

　　按照我国刑法的规定，除了猥亵儿童罪对男性未成年人的性权利给予保护外，包括强奸罪在内，保护对象仅限于女性，将男性未成年人排除在外。这种立法也导致民众对男性未成年人性权利保护存在误区，而在很多国家，对于未成年人性权利的保护是不区分性别的。

　　留美博士刘鹰将孟超案和美国类似的案例做了对比。美国的法律认定，不管师生是否是恋爱，只要涉及未成年人，有性关系，那就是性侵害，明确界定为犯罪。刘鹰认为，时下的一些社会舆论对师生性行为的评价存在着“失衡”。“如果是男老师、女学生，男的就是色魔，女的就是受害者；如果是女老师，男学生，社会舆论则倾向于说老师有心理疾病，老师有婚姻问题、情感孤独，不倾向于认为男生也是受害者。心理学专家的长期跟踪表明，女老师对男生造成的性侵害，不亚于男老师对女生的性侵害，只是男生的性侵害的表现滞后。”

　　教师行为规范立法尚属空白

　　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李玫瑾认为，师生恋本身无可非议，但是作为一个教师，不能与学生发生性关系。如果发生了，教师就难辞其咎，教师就没有遵守起码的职业准则。

　　贵州大学法学院社会服务中心主任翦继志教授告诉记者，去年10月27日，该中心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了关于修改教师法及相关法律的建议，明令禁止教师与学生之间发生不正当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