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岁的公务员李伟(化名)说自己不想戒烟，“机关会议很多，如果会太长又没有休息时间，再不让人抽烟，简直就能憋死我。”

　　在公务员与烟的故事里，李伟的情况算是最简单的。国家控烟办公室副主任姜垣告诉本报记者，最近半年来该办公室刚刚完成一项全国范围内的控烟项目重点人群吸烟行为调查，取70000个样本，其中12000名是公务员。姜垣说：“我们定了三类重点控烟人群，公务员(尤其是领导)、医生和教师，希望他们能带头戒烟，起示范作用。”但石家庄市疾控中心1月2日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公务员吸烟率高达37.6%，远高于普通居民的吸烟率。

　　姜垣还透露出另一层担心，公务员抽烟行为背后，是否存在公款消费？情况如何？

　　尽管目前并没有相关调查数据，出现在公众视野最极端的“公款消费”烟民，可能要算原南京市江宁区房产局长周久耕。2008年12月，他被网民“人肉搜索”后冠以“天价烟局长”称号，半个月后因“公款买烟”而被撤职。

　　看起来，周久耕的故事比李伟复杂得多。事实上，中国官员和烟草的关系，仍不仅止于消费者掏钱买消费品这一层面，在另一个层面上，情况完全相反，烟草工业长期以来给一些地方政府提供财政支持。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烟草生产国和消费国。最近发布的一份《中国的烟草税收及其潜在的经济影响报告》中相关数据显示，2005年国内烟草业纳税2400亿元，占当年政府财政收入的7.6%。自2000年以来，烟草工业每年为中央财政贡献的税收超过1000亿元，在此基础上每年都增加数百亿元，保持在整体税收的7%左右。

　　这种“GDP上的尼古丁”对地方政府的经济刺激更大。中国24个省、市、自治区都有烟草公司，地方政府通过税收和就业两方面从烟草生产中获利。烟草税收支撑了烟草第一大省云南财政的48.8%，第二大省湖南的28.9%。

　　然而，北京大学中国经济中心发布的一份《中国吸烟成本估算》统计，同样是2005年，我国烟民由于疾病等原因，烧掉的财富倒有2500亿元左右。卫生部2006年一份文件指出，中国有3亿5千万吸烟者，每年归因于吸烟的死亡人数为100万，居全球第一，到2025年中国归因于烟草的疾病和死亡人数将达到33%，仅医疗费用就会超出烟草行业为国家创造的利润。

　　2005年10月11日，中国在纽约签署了《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批准书，90天后《公约》在中国生效。为协调全国的控烟履约工作，中国建立了由8个政府部门组成的履约工作部际协调领导小组，国家烟草专卖局是成员单位之一。

　　但中国控烟之路的最大障碍也正是出在烟草和官员这一层最暧昧的关系上。

　　中国是世界上仅有的两个仍在实行烟草专卖制度的国家之一(另一个是朝鲜)。众多批评意见指出，中国控烟之难，不在于烟民人数庞大，而是因为国家烟草专卖局的成员，同时也是中国烟草总公司的工作人员。一个应当履行控烟义务的政府部门还要维护烟草行业利益，这两种角色存在无法调和的冲突。

　　2008年12月1日，国家烟草专卖局网站上，高挂在第一位的新闻是：中国烟草总公司被提名为2008年度“中华慈善奖”。此外，湖北中烟、上海烟草等烟草企业也被提名该奖项。

　　事实上，去年11月在南非德班召开的世界卫生组织控烟大会上，包括中国在内的各缔约方已经一致声明，根据《公约》，各缔约方政府部门不应容许烟草公司打着“企业社会责任”的旗号，来推销烟草这种致命产品。但由于官员与烟草之间这一层“扯不断理还乱”的利益格局，很多控烟措施在中国迟迟无法实施，烟草部门不愿意做履约的工作，反而更愿意研究对策。

　　帕翠莎·兰伯特女士曾经以南非卫生部顾问的身份，全程参与了《公约》的所有谈判。在她看来“当中国政府官员在讨论控烟这一公共卫生政策时，烟草公司的代表就坐在旁边，这不是把狐狸放到了鸡窝里吗？”

　　首都医科大学卫生管理与教育学院教授、北京市禁烟立法咨询专家崔小波等学者曾强烈建议，将国家烟草专卖局改革为烟草控制和管理局。在“政企分家”后，使国家烟草控制和管理局作为管理机构，行使烟草控制的政策制订、监督、执行等履约职能；而烟草总公司作为企业个体，专门负责烟草的生产、销售和进出口工作。两者职能应该各自独立，互不干涉，互不交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