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导师杨志教授笔录。杨志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资本论》研究会常务理事、副总干事，全国综合大学《资本论》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风险资本与网络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记者：在纪念改革开放 30周年的日子里，如何看待中国企业家这一特殊社会群体的历史作用是一个很令人瞩目的问题，您是否就这个问题谈谈您的看法？

　　 杨志：在中国悠久绵长的历史画卷中，改革开放的30年，既是最为波澜壮阔的30年，也是壮丽辉煌的30年。这30年，从宏观层面上看，是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30年，从微观层面上看，则是微观经济主体从作为隶属于高度集中管理体制的“工厂”向拥有独立自主权益的“现代企业”转型的30年。然而，如果从“以人为本”、观念决定行动的视角看，改革开放30年，既是13亿中国人用自己最豪迈的实践，去贯彻和实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之伟大思想的30年，也是中国企业家不畏风险“创新”，脚踏实地苦干实干的30年。当然，如果从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视角回顾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那么我们甚至可以用马克思的话这样说：“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历史不过是追求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当然，这里的人就是具有“某种特殊的人格”的人——中国企业家。

　　 记者：您对中国企业家在改革开放30年中的历史作用评价很高，但究竟什么样的人才能称得上企业家？中国的企业家又有哪些“特殊的人格”呢？

　　 杨志：一般来说，企业家是指那些敢于冒风险经营和组织企业的人。而在我看来，企业家，实际就是企业的“人格化”代表，因此，了解或理解企业家便不能不了解或理解企业，就像我们要了解或理解张瑞敏就不能不了解或理解海尔一样。

　　 企业家大体有两类，一类是企业所有者企业家，作为所有者他们仍从事企业的经营管理工作；另一类是受雇于所有者的职业经理人，即别人企业的管理者。我们也可以把前者称为狭义企业家，把后者称为广义企业家。像一切事物都有与时俱变的性质一样，企业家也随着时间之矢发生演化。在当代，尤其在西方发达国家，企业所有者企业家，一般演化为创业企业家，例如1975年创建“微软时的比尔·盖茨；而职业经理人，特别是其中的CEO、CFO，一般被称为法人企业家，例如经过1985年、1995年两次“涅槃”之后的比尔·盖茨。

　　 中国企业家大体也有两类，一类是敢于冒风险经营和运作国有企业的老总，例如，中海油老总傅成玉。另一类是“敢为天下先”的民营企业家，例如浙江草根经济的代表人物之一吉利集团董事长李书福。中国企业家的特殊人格是中国企业家成长和发展环境的一种人格化写照，即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开放30年历史演化过程的一种人格化写照。

　　 记者：您是否先概括介绍一下中国企业家生存和成长的环境，然后再对这个环境给予评价呢？

　　 杨志：在我国改革开放的30年中，有三次重要的“时间之窗”引致了我国经济环境的重大变化。第一次时间之窗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末。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吹起了农村改革的春风，1979年春天邓小平又在祖国南海边儿画了一个“圈儿”。于是，农村出现了“自由市场”、南方出现了“深圳的崛起”，我国农村的“能人”包括乡镇干部掀起了“经商热潮”，城市里的闲散人员开始了“跑买卖”、“做生意”的营生。伴随民营企业快速发展，“温州模式”、“苏南模式”以及以联想、四通为代表的中关村民营科技企业受到广泛关注。与此同时，花旗银行、德国大众等外商投资企业开始进入。这一时期的国有企业改革以放权让利为重点，不断探索多种责任制和企业经营方式，先后推行了利润留成、利改税、承包和租赁经营等多种责任制形式。在这样的环境中，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我国出现了一大批“个体户”、“万元户”、“承包商”，这便是第一代民营企业家。其代表人物是搞万向节的鲁冠球、搞造纸厂承包的马胜利，还有青岛双星集团总裁汪海。

　　 第二个时间之窗发生在1992年春天到1993年底。邓小平南方谈话改变了中国的政策环境，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大决定。这样就确立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朝着市场化改革方向，与此同时造就企业家队伍也作为重要目标提上了议事日程。90年代政策环境和改革方向的确定，使一大批知识分子勇敢地走向市场之大海开始了他们成为企业家的征程。与此同时，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逐渐成为重中之重，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发展走入了前所未有的艰难也是关键的时期。在国有企业大面积利用股份制改造推进企业机制转换、增强企业凝聚力的同时，国有企业经营者的角色转换的进程也在向纵深发展。第二代企业家应当以联想的柳传志和中海油的傅成玉等为代表。

　　 第三个时间之窗出现在世纪之交。这个时间之窗的重要特点是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推进，一批以海归人员为主的专家型企业家回归祖国。这批企业家是21世纪开始以“新经济”、“网络经济”为重要特征的经济增长的推动力量。进入21世纪以后，特别从党的十六大至今，我国企业改革向更深层次推进，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企业家也呈现出个性化的发展局面：国有企业开始走向国际，民营企业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获得迅猛发展，世界500强企业中有400多家在华投资；中国本土企业家也出现老中青三代企业家并存共同打天下的局面。

　　 这三个时间之窗表征三种不同环境也表征三种不同的风险。这些风险与改革开放进程息息相关。譬如，在第一时间之窗背景中，最大的风险来自不同程度的“原罪”，因为那时的企业家基本是戴“红帽子”做起来的，有很多麻烦；第二时间之窗背景中，企业家面临的制度风险要小许多，因为这时已经允许注册私人企业，中小型国有企业也开始改制、摘帽子；在第三时间之窗背景中，有了科学发展观的引领，企业在产权治理结构方面一开始就比较正规了，制度上的风险越来越小，企业家的风险主要来自非制度方面。

　　 记者：您认为中国企业家在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过程中承担怎样的使命，为了完成这些使命他们需要付出怎样的努力？

　　 杨志：中国企业家，不仅是中国企业改革发展的直接推动者、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探索者，而且还是中国民生事业和全人类福祉最具有力量的推进者。如果说在他们成长过程中赶上了中国改革开放这个打造英雄的时势，那么还可以说这些英雄身上还肩负着构建中国和谐社会和推进和谐世界的使命。具体的说，中国作为世界上拥有7.5亿农民的发展中国家，在向城镇化、工业化、市场化、国际化转型过程中，正好遇到了全球性生产方式的转变。这种转变的根源在于全球性的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生态平衡的威胁。因此，构建生态文明、发展循环经济、节能减排，以保护民生、保护地球家园便成为我国企业家神圣的使命。

　　 然而，我国企业与世界先进企业相比还有较大差距。从经济实力上看，有关数据显示，排名中国企业500强第一位的中国石化的营业收入只相当于埃克森美孚的39.3%；我国零售业龙头百联集团的营业收入只相当于沃尔玛的5.4%。从科技实力上看，我国每百元能耗创造的GDP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但我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却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量约是美国的5倍、日本和法国的12倍。从企业家素质上看，我国企业家在国际金融市场中的资本运作战略和战术还很不熟悉。例如，我国企业家至今还不太理解金融资本或者更准确地说符号资本，是怎样导引现实资本或物质资本进行资源配置的。

　　 因此，中国企业家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努力构建学习型企业，努力做一个学习型的企业家，以适应经济全球化、市场一体化带给我们的挑战。在当下世界范围内金融危机、能源危机（石油价格猛涨和狂跌都是危机的表现形式）、粮食危机、生态危机（全球性气候变暖）的险恶环境中，中国企业家要沉住气，擦亮眼，不仅要认真应对眼前的危机，还要看到危机后的方向应对未来的挑战。在我看来，中国企业家一定要用超前的眼光，认真研究“资本”·“网络”·“绿色”三者之间的关系，并在这三者构成的框架中构划你的金融创新、市场创新、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以及管理创新。唯有这样才能提高自身素质，把企业家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落到实处。（记者 刘玉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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