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两会”前夕传出两条消息：一是北京准备在今年上半年就水价上调召开听证会，二是奥运后实施的“每周少开一次车”的限行措施今年4月10日到期后，如果大多数市民支持限行，将继续沿用这一措施。

　　 水价调价、车辆限行等与北京市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公共决策准备倾听民间意见，显示了政府尊重民意、决策民主的自觉，相信会赢得社会的普遍欢迎。不过也有市民担心，水价调价听证会是否会开成徒具形式的“涨价会”？一些反对限行的私家车主也疑惑，自己的意见为何不管用？

　　 要解开这样的疑问，或许我们首先要厘清公共决策民主化的真实含义。以价格听证为例，这一机制的本来目的是听取利益各方的意见，而不是对价格本身进行表决。但一些部门却将其误读为“表决会”，为了证明决策合理性，不惜操控听证，把一些听证会开成了“涨价会”。

　　 应当看到，在利益多元化的年代，复杂的民意很可能破坏公共决策所要求的智性和平衡。因此决不能天真地认为比重最大的“民意”，就天然代表着公共决策的公平和正义，更不能简单照搬“少数服从多数”的投票模式决定公共决策的命运，否则公共政策很可能沦为“多数人的暴政”，进而断送民主本身。就限行而言，如果只是简单地采取“多数决”原则，基于无车族远多于有车族的事实，反对限行的声音必然成为“弱势民意”，那么未来无论采取何种机制“听取意见”，恐怕都是浪费成本。

　　 公共决策民主化的基本要义，在于听取各方意见、尤其是尊重少数派的诉求，并合理平衡各方的利益冲突，而不能迷信人数的多少、声音的高低。只有认清这一点，政府和坊间才能真正学会真诚倾听和合理表达，并由此建构起行之有效的决策民主机制，这方面至少有三个方向值得努力。

　　 首先，为有效激活民主机制提供基本支持。比如，为了使水价调价听证会真正取信于民，除了公正遴选听证代表、设置听证程序外，尤为重要的是公开水价成本、调价原因等相关信息，并接受必要的社会审核。而在限行问题上，限行后所取得的交通效益、私车族因限行而造成的利益损失等，也应该通过科学的评估予以公布，为各方意见博弈提供基本参考。

　　 其次，建立更加多元的民意表达渠道。以限行为例，除了以“人数定胜负”的民意调查外，也有必要通过听证会、政策征询会等方式，征求各方利益代表的意见。尤其是通过政府网站、公共媒体等平台，对这一问题展开充分论证。应当看到，公众公开、自由的讨论，有利于各利益群体、尤其是少数派的平等表达。也只有通过多元、充分的民意表达，才能提升民意表达的质量、培育民主妥协的精神，并最终寻找到各方利益的平衡点和解决方案的最大公约数。

　　 再有，扩大民主决策的广度和深度，尽可能多地汲取民间智慧，而不是机械地停留于“涨不涨”、“限不限”等简单议题。比如有关部门表示，目前推行阶梯水价有难度，那以后能不能听听市民们有什么好主意。再比如相关负责人也表示，希望将来解决北京交通问题用更好的办法，而不仅是限行的单一手段，那么本就该请市民们帮着想想什么是“更好的办法”。如果一些反对限行的有车族贡献了自己的点子，并由此看到限行只是一种过渡性手段的希望，相信眼下的限制也会得到他们更多的理解。

　　 合理地搜集、筛选、汲取并回应民意，并在此基础上建构民主、公平的利益冲突解决机制，是当下公共决策民主化的焦点和难点，期盼北京市以水价、限行为契机，创造出公共决策民主化的样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