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0日，广州铁路公安局在广州火车站广场举行便民利民服务系列活动，设立识别假火车票宣传台。有旅客建议，“如果能联网实行实名制，那‘黄牛’就不能炒票了！”对此，“有关负责人”表示，建议很好，但鉴于中国人口多、依赖火车出行的数量大等特点，在目前推行实名制还存在一定困难。“而由于种种原因，有旅客甚至连身份证也没有。推行实名制须要一个过程。”(1月11日《羊城晚报》)

　　2008年1月7日《检察日报》报道收集了历年来“地方版”的“火车票实名制”实践，如浙江2008年春运的农民工专列实行火车票实名制，2003年春运重庆火车站要求在火车票背面填写姓名，再由车站派出所盖章，旅客持有效证件方可登车；同样在2003年，厦门作出规定，要求购热门票时在车票背面填写身份证前三位及后三位数字，登车时旅客须持与票后号码相同的身份证方可上车，2006年内蒙古赤峰规定购买卧铺票需登记票号、手机号码、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及工作单位，上车以备查验。如上实践充分印证了这些年呼吁火车票实名制的种种观点，也让铁路部门所谓管理成本、秩序等托辞显得殊为可笑。

　　实名制难不难，实际上是个伪命题。凡是有利于部门监管(管理、服务)秩序的，事情往往容易办到，例如储蓄实名制，以及有关部门念念不忘的网络实名制、手机实名制。至于成本，从来就不是官方推行某一种志在必得的管理所需要顾忌的——各地考察市政建设都可以跑到美国拉斯维加斯和欧洲阿姆斯特丹去取经，而质监部门推行那个遭致强烈非议、极大增加企业成本的“电子监管码”时也闭口不提所谓成本。

　　游弋于政企两方的铁路，一贯坚持火车票不能实名制，非常“灵活”的换着用监管部门和运营企业的逻辑回应着外界质疑，要么就是监管困难，要么就是成本太高，或者就是凭空架设一个“大饼”，若干年之后，铁路网发达了，出行不再难、告别一票难求。这次报道中广州铁路警方的“有关负责人”所说无非第一种逻辑，“有旅客连身份证也没有”，请问这样的旅客有多少？可不可以由户籍所在地、务工所在地出具标注唯一性身份证号码的证明文书？

　　固然，火车票实名制会带来铁路企业运营成本的小幅上升，但绝不会离谱的惊人，完全可以计入票额款项之中，以此来消除倒票黄牛“折腾”带给旅客的烦扰，两相权衡，却舍近求远，大概是必有难言之隐吧！？有多少铁路“三产”企业全无竞争力，就靠着其特殊的体制身份、把持火车票这一极度稀缺资源而存在？有多少身着铁路制服的关系人员每逢春运高峰时段，出没于大小车站，成为倒票黄牛的票额来源？

　　所谓铁路网发达不再一票难求的说法，如果细观现有的建设规划就会发现，大城市之间的动车组、高速直达铁路快车倒是多了，只可惜民众担负不起；而从现在铁路客运的实际情况来看，特快、快速、普通旅客列车停站逐渐减少，铁路干线所经县城车站、部分地级市车站多被排除在办理客运业务范围之外。这样一种趋势只可能导致未来的若干年，春运依旧拥堵，动车组运力充足甚至严重过剩却常常出现无人问津的局面，民众依旧需要在迁徙路上受苦受累，实名制之不存则将继续延续着倒票、上当、捉拿和口水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