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月9日，卫生部部长陈竺在2009年全国卫生工作会上透露，修改后的医改意见以及医改五项重点改革的实施方案将于近期下发。意见稿中明确了近期的五项改革重点，分别是：加快推进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建设、初步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健全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逐步均等化、推进公立医院改革试点。 中新社发 任卫红 摄

　　 医改的话题真有些令人烦躁了。几年里，有关方面隔一段时间就要出面发表一番高论，不厌其烦地谈医改的难度，以及他们的宏伟规划；但却一次又一次地令公众失望，一次又一次地让公众如坠五里雾中。

　　 1月12日，卫生部新闻发言人毛群安又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从研究医改方案开始，卫生部就强烈要求在这次公立医院改革中必须取消药品加成，取消以药养医的机制。”这句话好像有点“鼓舞人心”，但紧接着他又说了：卫生部部长陈竺在此前的全国卫生工作会上指出，取消药品加成政策，医院由此减少的收入或形成的亏损，通过增设药事服务费、调整部分技术服务收费标准和增加政府投入解决。增设药事服务费的目的，是考虑在取消药品加成政策之后，在公立医院改革中要充分调动医务人员的积极性，引导医务人员钻研医疗业务，体现医务人员的劳动价值。

　　 这个“药事服务费”究竟是个什么东东？真不知道有关方面究竟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够抓住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主要矛盾，而不是忙着制造些凌空虚蹈的概念忽悠百姓。中国医疗卫生体制的主要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是不是真的像3年前的那份报告及大多数论者所说，医改不成功缘于医疗卫生体制出现的商业化、市场化倾向？我以为绝非如此。

　　 实际上，这些年来医改最大的失误，并不是出在医疗机构(医院)的商业化经营方式和资本的市场化配置上(这两方面还差得很远)，而是缘于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这些公共产品资源分配的严重不合理。而这些资源的分配主要是政府的事，跟医院的市场化运作何干？

　　 现代社会，公民应该享受廉价甚至免费的卫生保障和基本医疗服务，这毋庸置疑。这种公共产品的提供当然须由政府(为主)和社会(辅助)承担，这恐怕也无异议。而当今的医院基本上已是企业法人，它们当然要考虑自己的商业利益，这也无可厚非。低收入者看不起病，根本上说不能怪医院收费高，而只能怪计划经济时代的公费医疗制度坍塌后，没有及时用新的卫生保障体系去取而代之。至于看病贵问题，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医疗机构市场化程度低，无法让患者“货比三家”选择医疗服务，更不足以打破公立医院的准垄断地位。

　　 2006年3月18日，新华社发出的一条电讯说：作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的中国在医疗卫生领域正面临尴尬境地——在世界卫生组织进行的成员国医疗卫生筹资和分配公平性排序中，中国位列191个成员国中的倒数第四位。两个截然相反的排名，道出了目前中国在医疗体制改革中的困惑。

　　 医改要解决根本性问题，必须找准症结所在。真的回归常识，即可发现，其实医改要解决的问题就两方面：一是政府采取科学有效的方式为公民的基本医疗卫生保障埋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实力已增长10倍以上，承担全体公民的基本医疗保障绝无问题)，同时公平合理地分配好公共医疗资源，尽可能避免出现支付过程中的“公地悲剧”。二是通过进一步的市场化手段，打破公立大医院的准垄断地位，使全社会的医疗服务费用在市场法则的作用下回归适当的水平。唯有如此，才算是抓住了医改的牛鼻子，而不是在一些枝节问题、是“果”非“因”问题——譬如“药事服务费”、“加成”等上面绕圈子。（朱达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