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世友在墓前向毛泽东主席介绍黄祖炎遇刺时的情况

　　 (一)

　　 1951年3月13日晚，坐落在济南经二路的市政府小礼堂，灯火明亮，山东军区政治部文化工作座谈会正在这里召开。由于刚刚解放，一切还没有就绪，军区连召开稍大一点会议的地方都没有，军区“八一”大礼堂正在修建中，只能借地方召开。

　　 父亲因为肺病未愈，当晚虽发着烧，但他还是硬挺着去做会议报告。妈妈在父亲临行前知道他身体不适，一再嘱咐，讲完话就早点回来，不料得到的却是父亲遇刺的噩耗。

　　 刺杀父亲的凶手王聚民，系恶霸地主出身，他并不认识我父亲，因对土改运动触动其家庭利益极为不满，对党的土改政策十分仇视，是出于阶级报复而行凶。

　　 很快，一纸电文送到了毛泽东手中:山东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黄祖炎同志遇刺牺牲。主席十分震惊，立即指示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公安部长罗瑞卿亲自查办此案。此时毛泽东并不在北京。

　　 3月初，毛泽东以休息的名义向中央请了假。此时，一方面朝鲜战场捷报频传，志愿军经过三次战役把敌人赶过了“三八线”，迫使敌人从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毛泽东可以暂时离开北京繁忙的公务休整一下。此前不久，毛泽东刚刚得知爱子毛岸英在朝鲜战场牺牲的消息，常常被失眠所扰，休息不好。另一方面，他想借此集中时间把尚未正式出版的《毛泽东选集》进行校正。谁都知道毛泽东是一个闲不住的人，他休整的任务也不轻。我父亲遇刺的报告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送达石家庄的。

　　 对发生在山东的这起恶性反革命刺杀案件，毛泽东不仅震惊不已，而且十分痛心，因为父亲在瑞金和延安两度在他身边工作，不仅彼此十分熟悉，而且建立了深厚情谊。

　　 当毛泽东接到父亲遇刺的电报，一直沉浸在对战友的回忆中。5天之后，3月18日毛泽东亲拟了这样一份通报:

　　 “……山东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黄祖炎同志于3月13日被反革命分子用枪刺杀。这是我党高级干部被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所刺杀，而为过去所少见的，应当引起全党警惕。王聚民为山东惠民军分区政治部教育科副科长，1941年混入我党，家庭为恶霸，在土改中被斗，王行凶后当场自杀。据山东分局及军区来电说，此事显系反革命分子在我党及人民政府坚决镇压反革命之际报复行为。特此通报，务请你们注意:(一)严防反革命报复。应当肯定反革命的报复是必然的，必须预先采取防制的办法，千万不可疏忽。除加强警卫外，最重要的是采取积极手段，破获反革命的组织，消灭反革命巢穴，坚决迅速地杀掉一切应当杀掉的反革命分子，使反革命措手不及，无力施行报复手段。(二)必须认识党内政府内和军队内已有少数反革命分子混进来，决不可认为太平无事。现在就应该开始注意这个问题，考查可疑的分子，聚集材料。在地委及行署一级以上机关内，军分区及师一级以上的机关内，城市则为市区两级机关内，特别注意考查这类可疑分子，一有材料，就应做适宜的处置，保障党、政、军各级领导机关的纯洁和安全，决不可优柔寡断，姑息养奸，是为至要。”

　　 两天后(3月20日)，毛泽东又在山东分局3月14日下发地委上报中央的文件上写了一段批语:“下面是山东分局在黄祖炎同志被刺后向所属市委地委发出的指示，中央认为这个指示是正确的，特转给你们连同中央3月18日为此事发的指示一道加以讨论，并做出自己的决定，指导所属，坚决执行。中央严重地唤起你们注意，务须重视此事，切勿等闲视之。”他还在报头上亲笔写了3个“A”字，定该报为特急报。

　　 4月12日，最高检察署检察长、总政治部主任兼总干部部长罗荣桓同志，公安部长罗瑞卿同志，总政治部副主任傅钟同志，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同志，总政治部副主任肖华同志就事件的经过，王聚民的历史和行凶原因，以及应当记取的教训，联名给毛泽东写了一个报告。4月19日毛泽东以个人名义在报告上批示:“兹将罗荣桓罗瑞卿诸同志关于黄祖炎同志被刺案件调查报告一件发给你们研究。像王聚民这样的反革命分子很早就有许多罪恶表现，全党全军如有类似这样的人，务必注意及时处理。”这个批示的发放范围扩大到了全国。

　　 (二)

　　 建国初期那场声势浩大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了。当今的年轻人可能不太了解这场运动的深刻意义，但当年的亲历者却不会忘却。

　　 建国前夕，1949年6月毛泽东在新政协会议筹备会讲话中指出:“中国民主联合政府(即中央人民政府)一经成立，它的工作重点将是:(一)肃清反动派的残余，镇压反革命的捣乱；(二)尽一切可能用极大力量从事人民经济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同时恢复和发展人民的文化教育事业。”历史证明，这是毛泽东根据当时国内外形势做出的富有远见的决策。

　　 1949年，溃逃到台湾的蒋介石并不甘心失败。他一面指挥大陆的残兵败将负隅顽抗，一面派遣飞机骚扰上海、广州、南昌、福州、闽江两岸。不久，美国发动了朝鲜战争，这大大助长了敌特分子的嚣张气焰。他们不断制造暴乱暗杀、绑架、投毒事件，血腥残杀我党政军干部、群众。仅1950年春至秋的半年时间里，全国就有4万多干部群众被杀害。

　　 对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如不坚决镇压，刚建立起来的各级人民政权就将无法巩固，人民的生命财产就得不到保护，急需恢复的国民经济难以恢复更谈不到发展，这是一场关系到新中国生死存亡的斗争。镇压反革命的破坏活动是全国人民的强烈要求，也是刚刚建立的人民共和国生存的必然诉求。

　　 1950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严厉镇压反革命的指示》。6月6日，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又把镇压反革命的工作，列为全党重要工作之一，进行再部署。从1950年11月至1951年6月，仅仅半年多的时间里，毛泽东批转各地的镇反报告，为中央起草的电报指示，其中也包括对父亲遇害的三次批示共129件。他在电报中督促各地主要领导必须亲自挂帅，一抓到底，抓出成效。对一些行动迟缓，镇反不力的地区，更是严加督导。从而使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得到了可靠的保障。

　　 (三)

　　 1952年10月26日，毛泽东第一次到济南视察，他刚在山东省府交际处(即现在的济南宾馆)下榻不久，便问身旁的许世友，“祖炎同志的墓在什么地方？”一下子把许世友问愣了:“祖炎同志葬在南郊的四里山上。”许世友一面回答一面看着主席凝重的目光。

　　 “我要去祖炎的墓地看望一下。自1938年延安一别，中央决定他到长江局，后来到新四军陈毅那里去工作，如今已经14年了。”

　　 毛泽东屈指算着，“没想到，那一别竟是永别。这次从北京出发时，我就打算到济南后看望一下祖炎同志的墓。”

　　 第二天上午，毛泽东和许世友来到南郊四里山父亲的墓前。

　　 毛泽东与父亲14年后的会面，竟是阴阳两隔，想起两人过去共同走过的征程，毛泽东对许世友说:“祖炎同志在我身边工作多年，给我很深很好的印象，他是我党的好干部，理应为他办理庄重的丧事，用以慰藉英灵，并教育广大干部和群众。”

　　 毛泽东的心情有些沉重:“他是个难得的人才，能文能武，而且为人非常忠诚，品质好，办事认真。他有很强的组织观念，工作兢兢业业，细致周到地处理每一件交办的事情，每一份往来的文件信件，从未出现过差错。他对我生活上体贴照顾，在工作上起到参谋助手作用。他对自己要求严格，对同志团结友爱。我很怀念他。”

　　 坐落在四里山半山腰的烈士陵园，还埋葬着许多为国捐躯的革命烈士，其中不少是在济南战役中牺牲的，还有许多无名烈士。父亲的墓在整个陵园的最高处。墓为穹型圆顶，花岗岩石的墓碑上刻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山东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黄祖炎之墓”。

　　 望着前面的墓碑，毛泽东的表情凝重起来，他加快脚步来到墓前，一语不发地望着。良久，毛泽东深鞠一躬。接着，他情不自禁地轻轻抚摸着墓碑上“黄祖炎”三个字，深情地说:“祖炎，我来看你了。”不觉泪水慢慢滑下。过了一会儿，毛泽东稳定了一下情绪，对许世友和其他同志缓缓地说:“祖炎是个好同志，对党忠诚，为革命他的家中牺牲了四位亲人。他的牺牲是我党我军的一大损失。”

　　 毛泽东缓步绕墓地一周，仿佛在端详久别的战友。他说:“墓修得很好，山东军区烈士抚恤工作做得不错。”

　　 山间烈士陵园肃穆，翠柏郁郁葱葱。毛泽东环视四周翠柏中的碑群，感慨地说:“青山有幸埋忠骨啊！有这么多人民英雄长眠在这里，乃此山之幸也！”此后，这里即更名为英雄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