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源自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市场的金融动荡迅速演变为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各国经济均遭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正当危机在全球蔓延之际，近日，西方某些学者和政客在媒体上抛出言论，指责中国和其他国家的高储蓄助长了美国的过度消费和资产价格泡沫的形成，并声称以中国为首的亚洲国家的高顺差才是本次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这一言论因何而发？所谓“中国责任论”有何依据？应如何看待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就此本报记者采访了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张健华。
“中国责任论”属于“强盗逻辑”
记者：最近，行将卸任的美国财长保尔森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的专访时，抛出了所谓的“中国责任论”，称国际金融危机的部分成因是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的高储蓄率导致全球经济失衡，而充盈的资金又导致美国投资者购买高风险的资产，您认为这种观点是否成立？其用意何在？
张健华：这种观点是极其荒谬和不负责任的，属于“强盗逻辑”。此次金融危机是在全球失衡的背景下爆发的。从表面上看，金融危机似乎和全球贸易失衡存在着某种关联。但事实上，美国的经济政策、金融监管和金融市场的多重失误，才是造成危机的根本原因。如果将全球经济失衡归咎于顺差国，显然是推卸责任也站不住脚的。
近年来，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新兴经济体加强了国际储备和国内储蓄，这是这些国家吸取10年前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提高危机应对能力的措施，其实也是此前IMF在亚洲金融危机中给亚洲国家开出的“药方”。在亚洲金融危机的救助过程中，美国政府主导了IMF对亚洲国家的救助政策及救助条件设计。在IMF给亚洲国家开出的“药方”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求亚洲国家实行紧缩的财政货币政策，提高利率、减少财政赤字，增加国际储备。
10年来，亚洲国家尤其是受亚洲金融危机冲击的主要国家吸取教训，增加了国际储备和国内储蓄，提高了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现在却又被西方国家的某些人看成是导致金融危机的根源，其论调明显自相矛盾。
我个人认为，“中国责任论”的说法除了是为西方一些主要国家自身经济政策失误及监管不力开脱外，恐怕也是为这些国家今后出台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或对中国进一步施压寻找借口。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认识并要予以澄清，否则将不利于全球加强国际合作、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共同应对危机。
美国宏观经济政策失误最终酿成危机
记者：您刚才提到，美国的经济政策、金融监管和金融市场的多重失误，才是造成危机的根本原因，提出这种观点的依据是什么？
张健华：此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尚未结束，现在进行全面的经验教训总结也许还为时过早，但从各种主流观点来看，美国宏观经济政策失误、世界金融体系存在的重大缺陷以及监管不足等问题无疑是导致此次危机爆发的最重要原因。
从宏观层面来看，美国的经济政策只关注了其国内问题，忽视了美元作为国际货币应承担的责任，最终酿成此次危机。2000年美国网络经济泡沫破裂，为刺激经济，美联储13次降低联邦基金利率，直至2003年6月至2004年6月的历史最低点1%，并将如此低的利率水平保持了相当长时间。就财政政策而言，2001年之后，美国政府一方面进行大规模的减税以刺激经济增长，使原本已经过度依靠消费拉动的经济结构进一步失衡；另一方面，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导致美国政府开支及赤字不断扩大。美国所实施的赤字财政政策和大规模减税计划，在刺激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催生了房地产泡沫的形成和扩大。资产价格过高引发的“财富效应”，又进一步刺激了美国的过度消费，直至危机爆发。
从现行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来看，近年来，负有维护全球金融安全和稳定职责的IMF将较多的精力放在了应对发展中国家和新型市场国家的金融风险上，对于具有更大影响的发达国家，特别是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的经济和金融稳定状况关注不够，不仅未能发挥早期预警作用，而且在危机已经发生的情况下应对亦不够及时。
微观和监管层面所暴露的问题更为突出
记者：除上述原因外，此次危机是否也同时暴露出微观层面和监管层面存在的问题？
张健华：从微观层面和监管角度来看，此次危机所暴露的问题更为突出。一是以美国大型投资银行为代表的许多金融机构在公司治理和风险管理方面存在严重缺陷。这些机构漠视风险控制，追求短期利益，缺乏制衡机制，为危机的爆发埋下了隐患。例如，一些金融机构的董事会放任管理层追求短期利润最大化而疏于对风险的适当评估和有效控制，甚至纵容欺诈性的资产承销和经营行为，以追求市场份额、业务增长和高额奖金。这样“绅士俱乐部”般的公司治理，无法阻止高管层在短期利益刺激下过度扩张有风险的业务。
二是创新过度导致金融风险扩大化。正常的金融创新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分散金融风险，但过度的衍生加上缺乏有效监管，导致了金融机构风险与收益不匹配，风险不仅没有分散掉，反而被放大许多。评级机构没有真正承担起金融市场“看门狗”的责任，不仅因利益关系产生一定的道德风险，其顺周期的评级结果还与“盯市”的会计准则一起，共同助推了资产价格的螺旋式上升和泡沫的积聚，并加速了资产泡沫的破灭。
三是金融监管体系存在重大的缺陷。近年来，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发达国家金融监管当局过于相信市场的理性，长期奉行自由放任的监管理念，监管制度的漏洞使金融体系的风险逐步积累，监管手段的不足又导致在问题发生时无法采取及时有效的措施。2005年5月，面对质疑衍生品泛滥、要求美联储介入次贷监管的舆论，时任美联储主席的格林斯潘认为金融市场自我监管比政府监管更为有效，坚决反对政府加强金融监管。而2008年10月23日，格林斯潘在国会就金融危机作证时，不得不承认当初的做法存在“部分错误”，承认缺乏监管的自由市场存在缺陷。事实上，美国金融业近年已进入了创新迭出的混业经营阶段，其金融监管仍沿袭旧有的体制，没能跟上金融创新的步伐。尤其是当一些金融产品、非银行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已成为系统性风险新的来源时，监管重点没有及时调整，大量高风险机构和业务游离在审慎监管体系之外。如对冲基金、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和衍生产品场外交易市场等均处于监管真空区。监管缺失的场外衍生产品加剧了市场动荡。就拿以信用违约掉期(CDS)为代表的场外衍生产品来说，因其属于场外交易、不受监管，监管机构对其束手无策。在本轮金融危机过程中，CDS加剧了市场的恐慌气氛，对危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中国高顺差与美国低储蓄并无因果关系
记者：既然“中国责任论”站不住脚，那么导致美国低储蓄、高逆差的根源究竟是什么？
张健华：美国低储蓄、高逆差是其长期以来的政策选择和消费习惯造成的，中国的高储蓄、高顺差不是美国低储蓄、高逆差的原因。从时间上来看，中国高顺差与美国低储蓄的出现存在明显的时期差异，两者之间并无因果关系。
实际上，在中国拥有巨额外汇储备之前美国高消费的习惯就早已养成。在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美国个人储蓄率就曾降到零以下，1933年甚至降至历史最低点-1.5%。美国新一轮的个人储蓄率下降从1984年就开始了，到1999年就已降至2%左右的水平，并维持了长达6年之久，2005-2007年均低于1%。美国的贸易赤字自上世纪80年代初一直持续到现在，已历经近30年，同期财政收支除1998-2000年，也就是克林顿执政的最后几年之外也均为赤字，这些都不是近些年特有的现象。而中国的外汇储备是在2003年之后才开始大幅增加。显然，认为中国的高顺差导致美国高消费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导致美国高消费和巨额逆差的根本原因，除了美国自身扩张型的国内政策刺激了个人消费增长和公共开支扩大，导致居民个人和政府储蓄率不断降低；另一方面,美国在大量进口消费品以满足本国市场需求的同时，却对出口设置各种障碍，阻止本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到发展中国家。两方面的综合作用导致美国储蓄率持续下降和贸易逆差大幅上升。
巨额外贸顺差并不是中国追求的目标
记者：我们还注意到，西方还有一些言论从国际贸易的角度分析金融危机的成因，把金融危机归结为全球经济失衡和中国的贸易顺差，对此应如何看待？
张健华：中国的贸易顺差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国际分工和贸易格局的变化，这种变化是全球化背景下由发达国家所主导的全球产业分工深化的结果。过去20年间，美国等发达国家完成了低附加值制造业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结果是发达国家对制造业产品的需求越来越依靠进口。新兴市场国家的贸易顺差是在这种新的分工条件下的必然结果。巨额外贸顺差并不是中国追求的目标，目前这种分工模式也不是中国能完全主动选择的。
中国的出口增长是全球产业转移的必然结果，具体有以下三种表现：一是从1999年开始，加工贸易顺差均高于当年贸易顺差总额。2008年前三季度我国贸易顺差为1800亿美元，加工贸易顺差则达到2100亿美元。二是2002-2007年，外资企业的顺差占总顺差的比例从31%提高到51%。2008年前三季度，外资企业的顺差占比进一步提高到61%。三是出口转移明显。
不仅发达国家制造业向中国转移，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制造业也向中国转移。近年来，中国在对美欧拥有较大贸易顺差的同时，对东亚和一些石油输出国的贸易逆差也在不断扩大，中国有相当一部分贸易顺差是其他国家转移过来的。从进口来看，中国的低进口也不是自愿的，这与部分发达国家对中国实行高技术贸易壁垒有关。中国经济的较快增长带来对高科技产品的旺盛需求。从比较优势的角度看，中国应当大量进口高端产品，但发达国家设置多重贸易壁垒，限制和禁止高科技技术装备出口到中国，导致我国进口增速持续低于出口增速，加大了贸易顺差。
全球经济不平衡的纠正并非一日之功
记者：应如何理解和纠正当今全球经济失衡现象，中国在其中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
张健华：应该认识到，全球经济不平衡的纠正并非一日之功，需要主要贸易大国在相当长时间内的共同努力。当今世界，大国行动对推动解决全球失衡实际上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美国首先应加快自身政策调整，减少财政赤字，提高国内储蓄率，加强金融监管，减少对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限制；美元既然是储备货币，美国政府的美元政策，就不能一味追求美国一国的经济政策目标，要负起大国责任，负起世界主要货币发行国的责任，更多考虑和追求全球经济的稳定发展。
作为发展中大国，中国政府一贯保持负责任的态度。今后将继续贯彻落实扩大内需、促进消费的各项政策措施，大力完善社会保障、医疗、教育、住房等民生领域的体制机制，稳步推进资源价格和汇率形成机制方面的市场化改革，下大力气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使中国经济的发展更多地依靠内需，减少对出口的依赖，通过自己的努力为推动全球经济的均衡发展作出应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