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的自由，但现在有人把言论自由泛化甚至神化，这样就会为荒谬言论甚至谎言争得所谓自由的空间。企图经这样的“神化”，使荒谬言论、谣言、谎言能有表达的自由而不受约束、不承担社会责任。

　　我们知道，任何事物的存在和发展都是相对的、有前提的，我们提倡、主张的言论自由亦是如此。言论自由既是权利，也有相应责任，任何权利都是与责任对应的，不能只享受权利而不承担责任。因此,任何国家的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也是有条件的，相对的，而不是超越于法律之外的抽象自由。一方面，这种言论自由必须以宪法和法律为前提。孟德斯鸠有言，“自由不是无限制的自由，自由就是做法律许可的事情”，言论自由也是如此。言论自由具有两面性，既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它既能促进社会的正常交往，也能因挑衅性、诽谤性语言而恶化人们间的关系；它既能成为弘扬公序良俗的载体，也能沦为败坏社会风气的罪魁；它既能消解社会的各种愤懑和不满，也能在特殊场合扰乱公共秩序。言论自由的两面性，因现代通讯工具广泛的影响力而增强了法制规范的必要性，使社会责任意识更加凸显。《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规定：“人人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但“权利的行使带有特殊的义务和责任，因此得受某些限制”，而限制的理由是“尊重他人的权利或名誉”，“保障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公共卫生或道德”。

　　另一方面，言论自由还应该遵守道德的规范。像粗口谩骂、污言秽语等违犯公序良俗的言论都应当受到约束，真正的言论自由应该是在法律、道德的约束内对自己观点的负责任的理性表达。另外，言论自由还有不同场合、不同群体之分，不同的场合、不同的社会群体在享受着不同的权利的同时，也受着程度不同的约束。这在中国如此，在国外亦是如此。就言论自由而言，行政官员或公务员所受的限制就严于一般公民。如有的国家规定公务员在职期间无权向公众发表个人的主张和意见，不得以个人的观点来混淆国家在某一问题上的立场和态度等。

　　言论自由是为了真理的表达，而不是脱离法治约束、越过法治边界、什么都可以说的所谓自由言说。“文革”给我们一个沉痛的教训，就是一旦没有法律准则，可以自由地诬陷、甚至捏造罪名，构陷他人，这种自由是多么可怕。在现实社会中，每个人都有言说自由，同时也有批驳错误、荒谬言论的自由。任何法治社会对诬陷、造谣造成后果的还要依法处理，绝不能使危害国家、社会、他人的言论自由地泛滥。如果造谣、说谎的言论被允许，这不仅与法治建设的目标背向而驰，而且真正的言论自由也无从谈起。言论自由必须有利于社会稳定，有利于形成社会共识、促进人民团结、推动社会进步，有利于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林语堂有言，“言论自由是个舶来思想，非真正国产。”西方所宣扬的言论自由是与话语权紧密相联的，谁的话语权强，谁的言论自由就大，没有话语权，言论自由就成为水中月，镜中花，根本不是现实。在某些西方国家的这种政治和舆论环境中，借着话语权强势，言论自由成了打击别人的工具和手段。在3·14拉萨严重暴力事件中，西方某些媒体不惜歪曲事实、捏造虚假新闻，对中国进行造谣，这能谓其言论自由吗？他们所主张的言论自由只是强势下的盛气凌人的言论自由、是罔顾事实打击别人的言论自由。种种事实表明，某些人提倡的言论自由，在很多场合下变成了政治工具，而且具有双重标准。他们可以随意捏造一个借口，对他人进行污蔑，这岂不是对其所宣扬的言论自由的绝好讽刺。

　　中国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发展，已成为了一个思想多元、高度包容的现代国家，公民享有广泛的言论自由和充分的表达空间，但有的人却不顾这种进步和变化，抱着狭隘的意识形态偏见对中国的这种进步和变化置若罔闻，甚至恶意诋毁。这种做法是违背历史唯物主义的，也是不负责任的。

　　所以，我们提倡言论自由，但不赞同那种抽掉言论自由的法律的、道德的、规则的前提和约束，空洞地、抽象地谈论言论自由的做法。那种将言论自由泛化甚至神化的观点和做法，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在实践上也是有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