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8月27日，淞沪会战正在激烈进行。奉党中央之命，李克农带领几位助手匆匆离开大上海，搭乘沪宁线上兰钢快车来到南京，出任陆军第十八集团军驻京办事处处长，住在鼓楼附近的傅厚岗66号(现青云巷41号)一幢西式小楼里，在秦邦宪、叶剑英领导下开展工作。

　　 一天上午，李克农和叶剑英、肖作云副官三人应大本营作战部之邀乘汽车去城西五台山上参观高射炮阵地。这儿的高射炮都是刚从德国进口的，较先进。苏、美、英、法等国外交官们也应邀上山参观。归途中，李克农发现路边一个戴草帽的矮个子老汉有意扔下一个纸团，又盯住他看了一阵才慢慢离开。出于职业敏感，李克农停下车来，捡起小纸团上车摊开一看，是两行铅笔字：“日本特务要刺杀白总长，务请转告他切切不可大意。”李克农很惊讶，这位神秘的老汉是什么人？他为何向我传递这情报？莫非他认识我？是出于对我的信任，还是……回到傅厚岗办事处小楼，李克农仍苦苦思索着，并和几位同志商量了此事。后来，大家都认为，此事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但搞不清老汉的来头，又无确切证据，此事不便通过官方正式渠道告知白崇禧。李克农随即想到在白氏身边担任机要秘书的中共秘密党员谢和赓。当下，他指派手下的情报分析员刘纪夫设法与谢和赓接上头。谢和赓是广西人，早年投身革命，他的父亲与白崇禧是多年至交，情同手足，又曾同在北伐东路军中共事。而且，谢和赓的妻子(指原配)俞漪云还和白崇禧家沾点亲，俞称白崇禧、马佩璋夫妇为表姑父、姑母，早年在桂林时过从甚密。正因有这层家世背景，谢和赓一向深受白崇禧信任。

　　 七七事变后，足智多谋、素有“小诸葛”之誉的白崇禧奉调南京，出任副参谋总长，佐助蒋介石指挥华北、东南抗战，是大本营的核心人物，遭到日本方面的嫉恨。谢和赓得到刘纪夫的报告后，立即向白崇禧报警。白很感动，他虽说和蒋介石一向面和心不和，但都很反共。如今中共方面却出于抗战大局而关心他的安危，实在令他百感交集。得到情报后，白崇禧立即加强了个人警卫力量，不定期更换住所，以让日谍无从下手。白崇禧在南京有两处住所。一处在逸仙桥附近的雍园9号，是一座带花园的小洋楼。另一处在清凉山1号，也是一幢洋楼，是白氏夫妇避暑或躲避应酬的别墅，树林掩映，很幽静。白崇禧忽而住雍园公馆忽而又住清凉山别墅。他谢绝了宪兵司令谷正伦要为他加派一个排宪兵以保护他的“好心”(因为他已听谢和赓说到谷正伦与南造云子为首的日军间谍组织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

　　 9月19日晚上，夜色浓重，下着小雨，清凉古寺的山门已经关上，寺内灯火还闪亮着，树涛起伏，若远若近。广州路方向的路灯不知是否人为破坏，全都熄灭了。七八个人影分两路从广州路和清凉山上潜往白氏别墅，试图翻院墙进入，引起犬吠。接着这些不速之客干脆直接扑向别墅，遇到卫兵们抵抗，双方发生激烈枪战，双方各有人员伤亡。这些偷袭者正是日军间谍。他们发现别墅内已有防卫，便不敢恋战，在卫戍司令部巡逻部队赶到之前迅速撤逃……其实，袭击事件发生的晚上，白崇禧确曾驱车去清凉山别墅，但他对几名卫兵作了交代后即悄悄地从前门进又从后门出，前往升州路上净觉寺(中国伊斯兰教协进会驻地)。寺内几位教长均与身兼伊斯兰教协进会主席的白崇禧很熟，如同一家人。白崇禧已不止一次借宿于古老幽森的净觉寺了。次日，他得知日谍果已动手，庆幸逃过一劫。当然，他也更感激顾全大局、不记前仇的李克农等共产党人。

　　 事实表明，那位神秘的老汉传递的情报相当准确。那位老汉究竟是谁呢？百忙之中，李克农一直在查寻。后来终于弄明白了：老汉名叫覃瑞义，广西人，早年参加过邓小平等领导的广西左江红八军起义，起义失败后与党失去联系，流落上海。他仍同情中共的事业，为帮助过我党工作的租界捕房探长杨登瀛(鲍君甫)充当线人。也正因有这段惊险的经历，当年他与在上海搞秘密斗争的李克农见过几次面。

　　 1934年，杨登瀛来南京出任国民党中央反省院副院长，与中共中断联系。

　　 覃瑞义也来到南京谋生，常混迹于茶楼、酒馆，故而消息灵通。他是从为日谍效劳的城西青帮大头子缪凤池口中得知日谍要对白崇禧下毒手的。他想来想去只有李克农和他的战友才是最可靠最值得信任的，于是便及时传递了情报，使日本谍报人员的阴谋归于破产。(此文根据李克农多年亲密战友王范的后人提供的史料写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