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很多地方的人们，在网络之前已经拥有自如表达的可能，网络的出现最多不过是一个表达平台的转移而已，并不形成表达权突然获得的意义。而在中国，网络成了一个特色的舆论场，成为显示草根力量的舞台。这个技术手段的普及，带来了一个表达的权利突然释放的时代

　　 《学习时报》载文揭示部分领导干部的“网络焦虑”情绪：一为边缘感焦虑，通过网络了解民情民意不够；二为委屈感焦虑，对网络交流气氛不适应；三为危机感焦虑，难以面对“网络问责风暴”。我想，这三种焦虑总起来看，就是无法进入或者无法很好地进入正在兴起的中国特色的舆论场。

　　 网络是一种技术，更是技术上建立起来的一种新的社会形态。

　　 作为一种新的技术，虽然它在社会使用上并无门槛，但构成了对人的一种心理测验，就像用MP3听歌并无门槛，但中年以上的人很少使用这种设备。部分官员很少接触网络，体现了与“新时代”特性在心理上的疏离，这应该说是一种代沟，不只是年龄的代沟，也是文化的代沟。

　　 官员徘徊在网络边缘，可能还与“体制”因素有关。官员是体制感最强的一群人，而任何新兴的东西往往都缺乏体制上的正规性。网络从一种娱乐或工作的手段，演变为社会的基础结构之一，速度比历史上任何一种基础性建构的成长都要快得多。网络迅速成长，必然使得特别有体制感、特别讲正规性的人迅速被边缘化。

　　 事实上，不只是官员，还包括整个社会，都在面临着网络的冲击。今天的中国社会，就其体制而言，并未完成现代转型，而网络具有现代乃至后现代社会文化的所有特性。因此，社会体制与网络文化之间的撞击，在中国显得尤其剧烈。

　　 官员活动在一个“受保护”的环境之中，这在中国是一种历史悠久的常态。这个“保护环境”，表现为官员在一个活动中出场，往往是一场精心的组织与安排，使之面对的不是直接的民意，而是一系列客气的甚至被设计过的寒暄。而且这种保护机制在社会体制的安排下，使官员所看到和听到的，都是被过滤的“净化”信息，无论他握住一只手，还是看到一张报，接收和发送的都是合乎制度仪轨的信息。

　　 这样的局面，在网络上被打破了。网络以电子运动的速度使制度仪轨的安排无从下手，也以虚拟性所构成的盾牌完成了普通社会成员对制度仪轨和官员的敬畏感的切除，“马甲”后面，真实的人开始发出声音。这是普通人的狂欢之所，平等在虚拟空间里实现了，官员在网络上不再能够获得人们表演性的尊敬，而是面对着直截了当的态度和声音。所谓委屈感焦虑和危机感焦虑，显示的不过是未曾面对直接民意的权力陡遇直接民意之时的不适应而已。

　　 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网络在中国会产生更大的力量。世界上很多地方的人们，在网络之前已经拥有自如表达的可能，网络的出现最多不过是一个表达平台的转移而已，并不形成表达权突然获得的意义。而在中国，网络成了一个特色的舆论场，成为显示草根力量的舞台。这个技术手段的普及，带来了一个表达的权利突然释放的时代。

　　 某种程度上，官员在网络面前的焦虑，代表了有待更新的体制对网络的焦虑。网络使信息管理面对着无限的人群，而不只是从前有限的几个发声机器，这个现实使得信息过于严格的控制变得困难重重。顺应、抗拒还是游离，是需要直面的问题；改变自己，还是改变网络，官员和体制都面临选择。

　　 我的意思不是要唱一曲网络的颂歌，而且网络确实带来了一些问题。但是主流也好，本质也好，网络使公民的真实意见获得方便的表达机会，虚应故事与相互做戏因此显得荒唐。坚持把人重新训回过去的局面，总体上是不可能的，那样的努力也是无效的，不只是愚笨和颟顸，还会显出“强制虚伪”的不正当性。而焦虑除了显示对变化的一种本能的惶然，就是对新规则的体制性不安。

　　 一个建设性的社会，首先在于毫无保留地面对真实，唯有面对真实，才有可能寻求建设的共识。网络在世界的很多地方可能是社会运行的一次升级，在中国则是社会形态的一次革命，网络规则会泛化为社会规则，ID平等势将扩大为公民平等，网上权利势将扩大为现实权利。网络推动中国往前走，不管你焦虑不焦虑。

　　 □刘洪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