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武汉1月30日电题:农民工:返乡之喜、返工之盼、返城之忧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金融危机致使就业压力增大。“到哪里去”“干什么活”,在享受春节热闹、甜蜜之际,许多农民工面临着新抉择,寻找着新机遇。
人勤春来早。近三天,在重庆、武汉、郑州、南昌、阜阳等劳务输出重点地区,火车站已是人流熙攘,众多农民工踏上了外出务工之路。
家乡:漂泊终点,创业起点
24岁的李春云从未像今年春节这样仔细打量家乡的城市,因为她要动用7年在外打工的积蓄,和男朋友一起买套新房准备结婚。
李春云是湖北省随州市均川镇高王庙村人,16岁就到广东东莞一家电子厂打工。去年9月工厂订单减少歇业,她不得不回家。她说:“我好舍不得东莞,那是我最熟悉的地方,休息日和工友们一起唱歌、滑旱冰,好玩又开心。”
回到家乡,李春云参加了当地政府专为返乡农民工组织的“紧急技能培训”,经过3个月学习,拿到了“缝盘工”合格证,去年12月初在随州市力丰纺织厂上班,月工资1600元,比在广东打工时低200多元。
“工资少了点,但离家近,爸妈很开心。”李春云说。其实,最开心的是她买房、结婚等人生大事现在终于确定下来了。李春云告诉记者,她在随州买房就可落户口。
去年下半年以来,各地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帮助返乡农民工就业创业的措施,使众多农民工把家乡当作“漂泊的终点,创业的起点”。
重庆市开县农民工蔡杰去年8月回乡,9月就参加了县里组织的免费培训,11月在县城开办了一个维修手机的门点,还请了四个人。他说:“就在我情绪低落的时候,得到了一张‘返乡民工就业援助卡’,上面写着政府为返乡农民工提供的优惠政策、开展免费创业培训等实用信息,非常好。”
记者看到,被蔡杰珍藏在钱包里的那张“返乡民工就业援助卡”上,还有一句顺口溜,“返乡民工你莫愁,党的政策有奔头;返乡民工你莫慌,政府为你出实招”。
去年11月开始,江西省南昌市开展万名党员帮扶返乡农民工活动。截至目前,已有1.6万余名党员与返乡农民工结成了“一对一”帮扶对子,为返乡农民工二次创业发放小额贷款8000余万元,提供就业岗位3.8万多个,实现新上岗就业6000多人。
去年10月,遭遇外贸退单,在广东种花卉的青山湖区罗家镇货场村农民万成返乡。镇村两级党组织随后帮助他成立了园艺公司,花卉种植面积发展到120多亩,联络了300多户花农,销售200多个品种,春节期间,他的鲜花产品在南昌街头四处可见。
“如何化危为机?这次我的观念转变很大。”万成深有感触地说,“过去在广东只盯香港一个点,现在把目光辐射到全国。从做外贸到做内需,需要勇气,如果没有家乡干部的支持,我的内心不会这么踏实。”
劳务输出大省安徽省目前正在各县市建设“农民工返乡创业园”,对入园农民工创业者给予培训、场地、税收、贷款等扶持,计划两年建设300个“农民工返乡创业园”,每年扶持10万农民工自主创业。
务工:实际选择,致富出路
“那是一条神奇的天路耶……”1月30日一大早,高亢的歌声激荡在青海省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代家庄村,社火队表演吸引了四乡八邻的乡亲。社火队领队韩国海说:“老人们说大年初五要‘送穷’,我们希望大家能摆脱金融危机的影响,来年日子过得更红火。”
22岁的韩国海在云南玉溪当了4年建筑工,年前因为工地活少提前返乡。他说:“现在出门活不好找,我准备参加政府组织的技能培训,学电器修理,从2月1日起我们这儿要落实家电下乡补贴,以后我的生意肯定会好。”
只有合适的工作岗位和挣钱机会,才能真正“送穷”致富。许多返乡农民工都像韩国海一样,对工作充满了渴望。
对许多30岁以下的“新生代农民工”来说,留在家里种田并不是件体面的事情。安徽省颍上县三十铺镇新庄村农民兄妹刘刚、刘银从宁波失业回家后,始终心有不甘。哥哥刘刚说:“要是在往年,春节回家都得请假,今年找工作就像摘星星那么难,可是我们再难也要去,呆在家里不成。”
这几天,湖北省团风县金锣港农场农民工舒勤每天都要到县城转一圈,唯恐漏掉一份“招工启事”。他原先在浙江一家工具厂当车工,去年国庆节厂里发不出工资就返乡了,年前参加了县里组织的焊工培训,准备到当地新投产的钢结构厂应聘。20岁刚出头的舒勤撸起袖子对记者说:“你看,我一身力气,闲了快三个月,就想快点干活挣钱。”
近几年农村政策“利好”不断,可是不少农民的第一选择依然是外出务工。湖北省洪湖市远景村农民周玉祥在外打工已经六七年,从东莞到中山,从针织到电子,转战过不少地方和行业。去年9月份以来,他所在的厂订单迅速减少,还有一个月的工资没拿就回来了。
32岁的周玉祥说,春节后他首先想到的还是到南方去,相信在那里能找到“好一点的事情”做。他家原来有3.9亩农田,但早已由村里流转,改成了鱼池。
城市:现实烦忧,梦想归宿
1月28日,大年初三,安徽省阜阳火车站已是人头攒动,20个临时售票亭前排起了购票的长队。阜阳市每年有220万人外出务工,阜阳火车站是全国十大春运重点站之一。
来自临泉县的王晓东原来在上海打工,他回乡参加了县里的厨师培训班。如今,他决定和几个伙伴一起到上海郊区去开家小餐馆,而且想早点去寻个合适的地点。谈起前途,他显得有些惘然:“在大城市,办个证啊,支个摊啊,哪样不得求着人,头一年要能糊口俺就满意了。”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来自阜南县的农民工周太平憋出一句古诗词对记者说。他口袋里揣着钳工、焊工和车工三本技工证,还是担心找不到好工作。可最让他担心的还是同行的妻子和5岁的儿子。他说:“把他们搁家里吧,一年见不着面,心里放不下;带出去吧,怕租不到房子,怕看不起病,怕儿子上不起学。”
不少农民工告诉记者,过去不少“城中村”有便宜的房子可租,生活也很方便,可这几年“城中村”一个接一个地消失了,变成豪华的高楼大厦,缺少合适的房子可租,农民工生活成本大大提高。
欠薪是多数农民工最大的担忧。去年9月底,记者在深圳市龙岗区采访时,遇到一家港资企业的上百名员工正在封堵厂门。农民工胡振萍、王仁兰等人反映,厂方突然宣布停产,只兑付一半的工钱,大家感觉很震惊。1月29日晚上,记者电话联系到正在四川老家过年的胡振萍,他说,目前,工人们已经委托了律师,正在通过法律程序依法解决问题。“我希望在新的一年,政府能更多地关心和关注农民工群体的权益保护问题。”
“农民工不怕受苦,就怕受气。”这是全国人大代表、重庆籍农民工康厚明的口头禅。他说,目前,不少地方政府给农民工很多帮助,让他们在城里逐步找到些家的感觉,但还有一些实际困难,需要政府帮助解决。他提出三个建议:一是切实解决向农民工子女入学收取借读费问题;二是希望国家尽快制定在全国通行的社保制度;三是除帮助就业外,还要多关心劳保、维权等问题。
“兄弟姐妹把胸膛挺起来,历经艰辛不怕风吹雨打”,奔驰的列车,载着满怀期盼的农民工,将铿锵不屈的旋律带向四面八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