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百姓有句俗话：天上不会掉馅饼。因此，当有人奔走呼号，告诉大家天上应该掉馅饼时，聪明的老百姓最好还是多掂量掂量。

　　最近一段时间，有关要不要给全民发红包的讨论日渐火热。事件的背景是，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下，许多国家的经济要么陷入衰退，要么委靡不振。个别国家和地区为了提振内需、刺激经济，采取了由政府向全民派发消费券和现钱的方式。在中国，也早有此类提议。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中国同样受到金融危机的严重影响，如何提振内需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于是，在各种见仁见智的政策建议中，是否该向全民派发红包成了一个热点，有的媒体甚至直接提出，应该“给每人发1000元”。

　　有钱拿，大家谁不高兴？但问题是，靠政府向全民发红包真的就能战胜经济危机吗？如果是这样，世界各国首脑面对经济危机时为什么还会一筹莫展？打开国库向每个国民发钱不就行了吗？

　　问题显然没有那么简单。让所有人都有钱花、有好日子过，固然是各国政府和人民为之奋斗的目标，但历史也反复证明，要实现这一目标，不可能一蹴而就，只有付出艰苦的劳动，经历漫长的考验才行。那些企图将复杂的社会经济问题简单化、走捷径、抄近道的做法，也许可以获得一时之快，但往往无益于问题的解决，相反还会给社会发展带来隐患。

　　次贷危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众所周知，这次全球金融危机起源于美国次贷危机，而次贷危机在某种程度上正是“抄近道”的结果。科技股泡沫破灭后，美国为了防止经济减速，一方面长期实行低利率政策，一方面纵容次级抵押贷款及其衍生品的发展。所谓次级抵押贷款，就是将资金贷给那些偿付能力很差的客户帮他们买房子。这类贷款首付比例很低，有的甚至不需要首付款，就像“天上掉馅饼”一样，它使大量根本买不起房子的家庭实现了“住房梦”。在最初，这种贷款看起来使所有人受益，穷人有房子住了，房价涨了，股票涨了，银行赚钱了，美国经济高速发展了。可是随着时间推移，特别是当房价开始下跌时，许多靠“次级贷”买房的人很快发现，自己根本无力归还贷款。于是，他们不仅失去了刚买到的房子，还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变得比以前更贫穷。而大量以“次级贷”为标的的金融衍生品则变成烂账，直接引发了全球性金融危机。

　　在中国，这样的例子也不少。这些教训说明，看似能让所有人受益的政策不一定就是对的。动听的口号既可以是“空谷足音，声振林木”，也可以是鸡聒鸭噪，闹得四舍不宁。那么，在一项建议尚未实施前，靠什么来判断它是否可行呢？我想这方面的讨论离不开常识和国情。

　　从常识的角度看，人类在近现代史上发生的大大小小几十次经济危机还没有哪一次是通过给全民发红包解决的。在理论界，也没有成熟的经济学理论支持这样的做法。虽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蒙代尔前不久建议中国政府向全国老百姓发放规模为1万亿元人民币的购物券，但同样是蒙代尔在2008年9月26日向中国媒体表示：“次贷危机将在两周内结束”，“美国经济没有进入衰退”。显然，大师也有判断失误的时候，更何况他说的只代表个人观点，中国如果真的给每人发1000元，而效果又不理想，蒙代尔是不会对此负责的，可中国却拿1.3万亿人民币折腾了一回。

　　从国情看，中国就更不适合搞这种“每人发1000元”的“全民红包”。目前，世界上发放“全民红包”的个别国家和地区经济都比较发达，可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虽然这些年中国积累了雄厚的财政实力，但正如时评作者宣华华所说：中国“最大的国情就是：一旦给各项数字的头上戴个‘人均’的帽子，立即就会被打出仍处于较低水平的原形。在貌似雄厚的财政收入背后，我们在教育、医疗、养老等最基本的社会福利保障方面，尚且存在严重的‘投入不足、欠账不少’的问题”。在这种时候不把好钢用在刀刃上，而去搞“每人发1000元”的噱头，有“吃饱喝足没事干”之嫌。

　　相比之下，近期成都、杭州等城市为低收入家庭和企业退休人员发放购物券的做法倒是更可取。一方面，发放购物券由各地自行组织，能够因地制宜，量力而行，既贴近实际，又便于操作；另一方面，将有限的公共资源投向低收入家庭本来就是政府促进社会公平的职责所在，即使刺激消费的作用有限，但至少促进了社会公平，社会成本也比较低。反观“每人发1000元”的建议，在没有实证的情况下，一下子就要1.3万亿人民币，实在让人心里没底。因此，不管“全民红包”是万灵丹，还是麻醉剂，仍需要大量探讨和谨慎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