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们的独立性
由政府机构推选产生的“公众代表”们,在多大程度上能坚持自己的独立性?
政策制定者试图通过程序的设计,尽可能让这种独立性得到保障。
访谈时,要有两名巡视员同时在场,互相监督,还要有一名检察院的驻看守所检察员同时在场,“监督监督者”。
访谈时间和约谈对象的随机性安排,更是一个重要的内容。
“我和王龙谈得来,我们自己凑成一个小组,商量好时间,提前一天给办公室打电话,一般都能安排。访谈对象是我们根据看守所提供的人员名单,现场挑。有时候,走到一个监舍,看谁合适,我们当场提出要和他谈,也能满足。”李桂芝说,去年一年,她和搭档王龙一共访谈了5次。
“说实话,也没有特别的办法,更多的是一种对巡视员的信任,依靠他们对这个事情的责任感。”巡视员办公室工作人员刘永江说。
“去巡视的时候,我是一名普通的医生,而不是一名院长。”辽源市中医院院长、巡视员王龙说。
并不是所有巡视员,都对自己的角色有如此的定位。
在辽源市检察院提供的总结材料中,巡视员们习惯性地用“领导”称呼他们的监督对象——看守所的管理人员,多数人对检察院给予他们这次当巡视员的机会,表达了感谢。
“如果真的发现了刑讯逼供,您是否敢如实地写在报告上?”面对记者的这个问题,巡视员王龙略停顿了一下。“应该是敢,这没有什么不敢的,对我们也没有什么影响。”
“有没有人向您反映刑讯逼供的问题?”
“刑讯逼供倒是没有,就是有的人说,在进看守所之前,有警官对他推推搡搡的。不过,这些都是很难判断的,推推搡搡也很难避免。”王龙说,最终,他并没把这个情况写在访谈记录上。
在押人员的压力
辽源市看守所里的400余名在押人员,是王龙可能的访谈对象,也是刑讯逼供可能的受害者。
每次访谈前,王龙都会问访谈对象:“知道羁押巡视制度吗?”
多数人都茫然地摇摇头。“我们没有提前和在押人员讲这个事,他们都是访谈的时候才知道的。”辽源市看守所教育科科长范建设说,“不告诉他们,也是为了不给他们压力,访谈了几次以后,各个监舍就都知道这个事情了。”
研究人员试图通过程序上的完善,尽可能减少在押人员的心理压力。
根据羁押巡视制度的规定,看守所的管理人员在访谈时必须回避,访谈现场不录音、不录像。访谈记录,看守所人员也不能查看,直接由访谈员交给检察院的巡视员办公室,由其将问题汇总后,反映给看守所的负责人,大一些的问题,还要召开协调会。
“巡视员反映的问题,我们一般不马上向看守所反映,以防看守所对号入座,对访谈人员造成压力。”巡视员办公室工作人员刘永江说。
几次访谈以后,王龙也对自己的工作对象进行了分析。“他们有未决犯,也有已经判了刑的,还有一些重刑犯,不同情况,心理状况也不一样,不同性格的人,说话也不一样。”
“他们一开始比较紧张,后来慢慢说话就自如了。”李桂芝说。去年一年,她一共到看守所巡访了5次,每次都在改进自己的访谈技巧。“我们得让他们觉得受到尊重,营造一个轻松的谈话氛围,他们也就愿意说话了。”
“为了让他们觉得温暖,我一般先唠唠家常,一些问题也不问得那么直接,他们也越来越信任我们,有的人还主动向我们反映问题。”李桂芝说。
让她印象深刻的是,几乎所有访谈对象都向她表达了对自由的向往。
被监督者的意见
坐落在辽源市区2公里外的辽源市看守所,是此次试点的“被监督对象”。这座创建于上世纪90年代初、有46名干警、日常监押400余人的看守所,在2008年接受了检验。
试点开始前,为了了解看守所的意见,课题组特意进行了一份不记名的问卷调查。
被调查的21名干警中,支持羁押场所巡视员制度的有9人,不支持的有5人,无所谓的有7人。12名不支持或无所谓的人,多半是担心制度会流于形式,更担心巡视员不了解看守所的工作,胡乱插手看守所的管理,对看守所工作带来不便。
“看守所是一个很特殊的地方,2008年,在我们这儿,中央、省里交办的大案要案嫌疑人比较多,暴力倾向人员较多,担心会跑风漏气,影响案件的审讯。巡访员和在押人员的安全也是个大问题。”看守所教育科科长范建设说,“出了事,我们没法承担责任。”
正是因为这样的担心,当李桂芝和王龙第一次到看守所巡访时,看守所做了些安排。
“我们提供的名单,是已经判了刑的人员,没有提供所有在押人员,担心泄露案情。”范建设说。
这个“手脚”,被同时前往的巡视员办公室工作人员发现,这次巡视,因此被当作试巡视,排除在总的巡视次数之外。检察院同时和看守所进行了沟通。
“我们做这个事情有个便利,我们的政法委书记兼任公安局局长,他一支持,我们的很多工作就好做了。”巡视员办公室工作人员刘永江说,“看守所即使有不同的意见,也得执行。”
为了解除看守所的担心,20名巡视员接受了严格的培训。
“我们在访谈时,特别注意保守秘密,涉及案情的,一概不能问。”李桂芝说,这是培训人员强调最多的一个原则。“有时候在押人员自己和我们提起他的案情,我们也都不接话。”
几次安全的巡视后,试点得到了看守所的支持。
“以前社会上对看守所的印象,都是很黑暗的,我们怎么说也没用,巡视员来看了后,到社会上一宣传,也让我们的工作得到了展现。”范建设说,另外,巡视员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身份,也让他们有了反映问题的特殊渠道,“我们的一些困难,他们也能帮着反映,我们说一百句,也比不上他们说一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