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2月3日 邓小平在上海过春节

　　 邓小平、杨尚昆在上海杨浦大桥工地听取情况介绍

　　 1992年农历大年三十，邓小平、杨尚昆同志与上海市党政军负责同志、老同志和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迎猴年新春佳节。

　　 “上海民心比较顺，这是一股无穷的力量。”邓小平新春巡视上海时说的这句话，2月10日下午由上海市长黄菊在“上海对外开放浦东开发新闻发布会”上透露出来。

　　 黄菊介绍说，今年春节期间，邓小平和杨尚昆再次到上海，实地视察了浦东新区和南浦大桥、杨浦大桥建设工地，以及部分外商投资企业。他们对上海的工作表示高兴和满意。邓小平说，上海一年内有很大的变化。他指出在人才、技术和管理等方面都有明显的优势，辐射面宽，目前完全有条件搞得更快一点。

　　 在上海考察期间，杨尚昆提出，上海在改革开放已经迈开新步伐的基础上，思想要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他还强调，改革开放的路线不会变，也不能变。我们要千方百计把经济建设快一点搞上去，在较短的时间内，上一个新的台阶，增强我们的综合国力。

　　 1952年2月3日中共要求“三反”运动和整党运动相结合

　　 “三反”后各地设立了人民检举接待室，设置了检举箱

　　 1952年2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三反”运动和整党运动结合进行的指示》。文件指出，如果不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开展“三反”运动，则党内许多严重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现象就不能尽情的被揭发出来，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分子就不能得到适当的惩处，资产阶段思想对党的侵蚀与危害，也就不能彻底克服和肃清。所以，整党工作必须与“三反”运动相结合。

　　 1999年2月3日杰出的经济、军事政治工作领导者余秋里逝世

余秋里

　　 1999年2月3日，新中国石油工业的创建者，经济工作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卓越的政治工作领导者，国务院原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原主任余秋里同志因病在北京逝世。

　　 余秋里，1914年11月15日生于江西省吉安县坪里村一户贫苦农民家庭，自幼深受地主阶级的剥削压迫，激起了对反动统治阶级的强烈不满。1929年10月，为反抗土豪劣绅的压迫剥削，参加农民暴动，随即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儒林赤卫大队。同年12月，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5月，转为中共党员。

　　 土地革命时期，余秋里同志历任赤卫大队战士、分队长、中队长，湘赣省苏维埃政府工农检查委员会委员，红军学校第四分校连指导员，红军第二军团团政治委员。他参加了湘赣苏区反“围剿”和创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936年3月12日，在云南省镇雄县得章坝，我军与追击的国民党军发生激战，余秋里同志率部英勇奋战，左臂两次负伤，因伤口严重恶化，被截去左臂。抗日战争时期，余秋里同志历任军委总政治部直属政治处副主任、组织科科长兼巡视团主任，八路军第一二○师干部大队政治委员、独立第三支队政治委员，第三五八旅团政治委员、旅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余秋里同志历任第三五八旅政治委员，第一军第一师政治委员，第一军副政治委员，青海解放后，兼任青海省军政委员会副主席、青海军区副政治委员等。

　　 1958年2月，余秋里同志任石油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1959年9月，在大庆地区发现石油资源以后，他以非凡的胆略和气魄，果断地提出要调集全国石油系统的人力、物力，在大庆组织石油大会战，争取以最快的速度、最高的水平，把大庆油田勘探、开发、建设好，把我国石油工业落后的帽子甩到太平洋里去。石油部关于组织石油会战的报告经中央批准以后，他兼任大庆石油会战指挥部工委书记，亲临前线指挥。1960年4月，在广阔的大草原上开始了声势浩大的石油大会战。这场大会战是在国家处于经济困难时期，在条件最艰苦的地区展开的。面对重重困难，他提出：“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激励广大职工发扬艰苦创业的精神，不等不靠，顽强奋战，克服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

　　 1963年，大庆会战取得决定性胜利。余秋里同志开始把主要精力转向华北地区，开辟石油工业的第二战场。1964年1月，经中央批准，石油部组织了华北石油勘探会战。随着勘探范围和成果的不断扩大，先后发现并建成了胜利、大港、辽河、任丘、中原等一批油田。

　　 1982年9月，余秋里同志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不久又任中央军委委员、军委副秘书长。他卓有成效地研究和解决新的历史条件下军队建设特别是政治工作的一些重大问题。他经常深入部队，了解新情况，探讨新问题，继承和发扬党和军队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勇于改革创新。1987年，余秋里同志参与领导制定并经中央颁发的《中央军委关于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的决定》，进一步明确了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的指导思想和主要任务，对改进和加强全军的政治工作，对进一步稳定部队、全面提高部队素质，加强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987年党的十三大后，余秋里同志退居二线，他仍然时刻关心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他经常深入工矿企业视察，看望生产第一线的工人和科学技术人员，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他关心老区的建设，鼓励在老区工作的干部要树立雄心壮志，埋头苦干，把老区建设搞上去。他深情地说：“老区人民为革命做出了重要贡献，不把老区的经济建设搞上去，不改善人民的生活，我们就对不起老区人民。”他多次到深圳、珠海视察，为经济特区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而欢欣鼓舞，高度赞扬党的改革开放政策所取得的伟大胜利。

　　 余秋里同志是中共第九、十、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第十一、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曾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93年2月3日 中共天津市委书记谭绍文逝世

　　 谭绍文

　　 1993年2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天津市委书记谭绍文同志，因病医治无效在天津逝世。

　　 谭绍文同志，1928年7月4日出生于四川成都一个邮电小职员的家庭，自幼家境清贫，饱尝了旧社会的艰辛。在学生时代，他勤奋好学，成绩优良，立志报效祖国。

　　 1952年9月，谭绍文同志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天津国营第三棉纺织厂担任技术员。1953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55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8年至1966年在河北纺织工学院任教务处副处长。他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勤奋工作，在学院的教学和科研管理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文化大革命”初期受冲击，下放劳动。恢复工作后，任天津纺织工学院教务处处长、党委常委。1978年至1981年任副院长、党委副书记、院长。其间在中央党校学习一年。他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为迅速恢复正常的教学、科研秩序；为加强学院基础性建设，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1981年8月至1982年5月，先后任天津市文教委员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主任。

　　 谭绍文同志，1982年5月任中共天津市委常委、秘书长。1983年3月至1989年9月任市委副书记。1988年5月任市政协主席。在此期间，主管教育、科技、统战、宣传等战线的工作。

　　 1989年9月，谭绍文同志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天津警备区党委第一书记。他在主持市委工作中，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发挥天津优势；按照中央的部署，坚持以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改革；重视开发区、保税区、新技术产业园区的建设，大力推进全市的对外开放；注重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努力保持城市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协调发展。他注重调查研究，经常深入工厂、农村、学校、街道，了解情况，研究解决实际问题。

　　 1966年2月3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拟定《二月提纲》

　　 1966年2月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组长彭真在北京召集文化革命小组会议。参加会议的除了五人小组成员外，还有许立群、胡绳、姚溱、王力、范若愚、刘红和郑天翔。会后拟定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提纲》的主要内容为6个部分。即：一、目前学术批判的形势和性质。《提纲》认为，从批判《海瑞罢官》开始的大辩论，是我国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并且实行社会主义革命以后，在学术领域里清除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思想的斗争，是兴无灭资的斗争，即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二、方针。《提纲》主张采取“放”的方针，让各种不同意见都放出来，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对反动的或错误的思想加以分析批判，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军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在报刊上点名作重点批判要慎重；三、队伍。《提纲》提出，要依靠坚定的左派，团结一切革命的知识分子，孤立极少数顽固不化、坚持不改的人。要边打边建，由少到多，逐步形成一支不但在政治上、而且在学术上超过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革命的、战斗的、又红又专的队伍；四、左派要互相帮助。《提纲》提出，要形成大批的左派学术工作者的“互助组”、“合作社”，用适当的方式互相批评和互相帮助，反对自以为是。要警惕左派学术工作者走上资产阶级专家、军阀的道路；五、争论的问题。现在就要着手准备，到一定时期，在报刊上再发表一些质量较高的文章；六、五人小组设立学术批判办公室。办公室由许立群、胡绳、吴冷西、姚溱、王力、范若愚等组成。许立群为主任，胡绳负责主持学术方面的工作。这个《提纲》虽然有些“左”的错误，但主要是试图对已经开展的批判加以适当的限制，并把它置于党的领导之下和学术讨论的范围之内，不赞成把它变为集中的、严重的政治批判。2月7日，五人小组向在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了《二月提纲》。2月8日，由彭真、康生、陆定一专程到武汉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没有表示不同意。2月12日，中共中央将《二月提纲》批发全党。但不久，被毛泽东所否定。在5月16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根据毛泽东的态度，中共中央决定立即停止《二月提纲》的执行，随后即对《提纲》展开了严厉批判。

　　 1966年2月3日《解放军报》发表题为《永远突出政治》的社论

　　 1966年2月3日，《解放军报》发表题为《永远突出政治》的社论。此后到4月5日止，该报又接连发表了反复论述突出政治的6篇社论。这些社论提出“突出政治一通百通”，“有了精神的成果，就一定能出物质的成果”等宣扬政治决定一切的观点。在这以后，从4月6日到22日，《人民日报》也发表3篇论述突出政治的社论，根据邓小平的意见强调“政治统帅业务，政治要落实到业务上，与业务密切结合。”随后不久，《人民日报》的社论受到批判，被指责为“二元论”。

　　 1979年2月3日《关于建议为全国统战、民族、宗教工作部门摘掉“执行投降主义、修正主义路线”帽子的请示报告》

　　 1979年2月3日，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统战部《关于建议为全国统战、民族、宗教工作部门摘掉“执行投降主义、修正主义路线”帽子的请示报告》。《报告》指出，1962年、1964年对李维汉同志的批判是错误的，在全国统战、民族、宗教工作部门，包括李维汉本人，都不存在执行一条所谓“投降主义、修正主义路线”的情况，凡是因这个问题而受牵连的同志，应一律平反，恢复名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