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舒乙，背后是其父老舍照片

　　老舍，原名舒庆春，1899年2月3日出生在北京西城小羊圈胡同(现名小杨家胡同)一个满族城市贫民家庭。

　　今天(2月3日)，是老舍先生诞辰110周年，昨日(2月2日)，老舍先生的儿子，原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现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舒乙先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虽然外界一直称父亲老舍为“人民的艺术家”，但父亲却从不称自己为“作家”，而是“写家”。而在西安，老舍先生还曾假扮法官“采访”过大骗子李万铭。

　　●老舍的写作

　　解放前是小说家，解放后是话剧家

　　谈到老舍先生的写作，舒乙认为，父亲的写作应该分两个阶段来看，在解放前，他是小说家；解放后，他是个话剧家。

　　“父亲很爱国。说他是小说家，是因为他那些被人们所耳熟能详的大量小说，比如《骆驼祥子》、《四世同堂》都是解放前写的。”舒乙说道。在19世纪20年代，老舍也创作过《老张的哲学》、《赵子曰》等等带有狄更斯式写作技巧的作品，也写过一些幽默嬉笑的作品，如《猫城记》等。1930年，老舍从英国回来，面对满目疮痍的祖国，作品的格调开始变得沉重起来，他的长篇代表作《骆驼祥子》就写于那个时候。而《四世同堂》也是在抗日战争的大背景下创作出来的。

　　“说父亲在解放后是个话剧家，是因为比如《茶馆》、《龙须沟》等话剧已经成为了广为传诵的经典。其实，在抗日战争期间，父亲也创作了很多话剧。”舒乙告诉记者，抗日战争期间，已经没有几个人会去看小说了，而木刻、歌咏以及话剧成了发动群众参加抗日的最好宣传手段。“期间，父亲共写了9本很红的剧本。但是由于时代特点太过明显，局限性也强，最终这些话剧都没流传下来。”

　　在舒乙看来，真正奠定老舍话剧家基础的应该是写于1950年的《龙须沟》，而《茶馆》则是把老舍话剧写作推向了巅峰。舒乙透露，当时《龙须沟》上演之后，周恩来很重视，特意安排工作人员在《光明日报》上写文章，提出向老舍学习。周恩来认为，一个新的政权需要巩固，就要让群众明白新政权是干嘛的。而《龙须沟》让群众看完之后，不用看社论，不用参加报告会，就知道我们的新政权就是为人民服务的。1951年，在周恩来的推荐下，毛主席也看了《龙须沟》，并给予了好评。

　　舒乙还透露，老舍先生还是当时作家中唯一一个搞曲艺的人，创作出了许多诸如相声、河北梆子、大鼓、单弦等曲艺作品。

　　●老舍的性情

　　为人特别谦虚，对自己的才能自信

　　“父亲为人特别谦虚，总说自己不是作家，而是一个‘写家’。”舒乙告诉记者，老舍先生每写完一篇作品，总要写一篇附记，剖析自己是怎样写这本书的，书里的角色又是怎么设立的等等。“他写附记，就是在检讨自己的缺点。在我们看来，他有些书已经写得很完美了，但他却一直认为不够好。他还曾告诉过我，写作对他而言就是一个职业，一个吃饱饭的手段，一个活儿，就像木匠、车夫一样，只是术有专攻而已。所以，他从不称自己是作家，而称自己是‘写家’。”

　　在舒乙眼里，老舍先生还是一个很自信的人：“父亲很认可自己的才能，认为自己是把很强的笔杆子，能够做成很多事。”但现实生活中，父亲却非常谦虚，因为他觉得有足够本事的人没必要处处显摆。

　　●老舍与诺贝尔文学奖

　　1968年诺奖评选，老舍得票第一

　　坊间曾传言，老舍先生曾距诺贝尔文学奖仅一步之遥。“不是传言，是真的。196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评选中，父亲得票排第一。后由于种种原因，该奖授予了日本的川端康成。”舒乙向记者透露了这一鲜为人知的事件内幕。

　　舒乙认为，中国作为文学大国，却屡屡与诺贝尔文学奖无缘，除了政治偏见等原因外，还有一个主要原因是，和老舍先生同辈作家的作品鲜有被翻译成外文的。而由于老舍先生曾出过国，他的作品有多种译文，甚至连瑞典文都有。由于老舍先生的文学水准确实很好，1968年，老舍先生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并在最终的5个候选人投票中，获得了最多票。“按规定，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就该是我父亲，但在1968年，‘文革’已经进入高峰期，瑞典就派驻华大使去寻访老舍下落，一直没有得到准确音信，就断定老舍已经去世(老舍确于1966年8月24日去世)。由于诺贝尔奖一般不颁给已故之人，所以评选委员会决定在剩下的4个人中重新进行评选，条件之一，最好是东方人。结果日本的川端康成就获奖了。”

　　舒乙告诉记者，已故作家萧乾曾携夫人文洁若到瑞典证实过，老舍在评选中确实得票排第一。文洁若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对此有所记录。而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转颁给川端康成，则是日本老舍研究会前会长藤井荣三郎教授透露的。1978年，藤井荣三郎来北京找到舒乙，告诉他，日本驻瑞典大使馆的官员曾表示，原本获奖者是老舍先生，可是因为老舍本人已经去世，于是该奖授予了川端康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