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3岁的祝国光博士至今还记得，当初在海外顶级医学期刊上看到有关中药和西药对治疗心肌梗塞疾病具有同等疗效的学术论文时，那种难以言状的兴奋之情。时隔数月，他却惊讶地发现，那些看起来水平非同寻常的学术论文大都是编造的，而且论文的作者包括中国工程院院士、浙江大学药学院院长、著名中药药理学家李连达及浙大药学院药理实验室主任吴理茂和课题组主要成员。(《21世纪经济报道》2月3日)

　　老实说，层出不穷的学术造假已经对我形成了“审丑疲劳”，在我们这个时代，学术造假俨然“没有最坏，只有更坏”。但浙大博士后贺海波的论文造假还是引起了我的震惊，震惊的不是造假论文的作者中有的属于重量级人物——在国外，同样也有诸多重量级人物造假，比如号称“克隆之父”、韩国民族英雄的黄禹锡。我震惊的是在这样一个学术造假事件面前，有关方面相互推诿、消极对待，我们的学术自我纠错机制俨然破产，这让中国学术界在学术造假灰垢上再次蒙羞。

　　让我们看看有关方面的表演吧！祝国光受全欧中医药协会联合会委派回国打假，并先后向卫生部、科技部、中国工程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中国中医科学院、浙江大学等机构发出具名举报信，但祝表示，迄今为止，只有中国工程院表示收到举报，正在立案调查；不仅如此，浙江大学方面两次打电话给祝国光，称“造假行为系贺海波个人所为，与李连达院士无关”。

　　贺海波的造假到底与李连达院士，与浙江大学是否有关，我们姑且不论。但我们知道，贺海波利用造假手段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与浙江大学近年学术地位的提高，可能有一丝关系；贺海波造假发表了这十几篇问题性论文，与国家拨付课题经费肯定也有关，因为论文均注明了研究经费的来源和编号；当然，如果认定贺海波的造假行为与李连达院士有关，那与浙江大学的声誉肯定也有关，院士对于一个学校的分量不言而喻。那判断贺海波的造假到底与李连达院士，与浙江大学是否有关，恐怕就不能光靠一个声明了事，更需要组成调查组，用事实和证据来说话。甚至，这个调查组还不能由浙江大学单方面组成，而应当由中立的权威专家来参与，或者完全由其他部门的人员组成。

　　出现学术造假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与所谓“声誉”，高校、研究所等学术单位甚至是主管学术单位的行政管理部门“讳疾忌医”，一味地护短，学术界缺乏自我净化、自我纠错能力。遗憾的是，这种现象并非偶然，在诸多学术造假被揭露后，有关方面大多持如此态度。而在“韩国民族英雄”黄禹锡学术造假被揭露出来后，首尔大学迅速进行调查与处理，剥夺了其诸多头衔，而黄禹锡也因此向公众诚恳道歉；不仅如此，韩国首尔地方检察厅还以涉嫌以欺诈罪、挪用公款罪及违反《生命伦理法》的罪名将黄禹锡送上了法庭。

　　难道，对于国内那些以学术为生命的大学、研究所，在利益面前，追求真理的信念、学术事业的发展、学术纪律的维护、学术良心的捍卫，都是如此的脆弱，如此的微不足道吗？

　　可以说，正是学术自我纠错机制的缺失，学术界缺乏自我净化的能力，学术界造假被揭露的几率很小，即使被揭露，所接受惩罚很小。在利益大而成本小的驱动下，所以，我们不仅出现学术造假，而且出现大面积的学术造假；不仅学术造假在各个领域风行，而且学术造假前仆后继，在造假者跌倒的地方不断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