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9月，帕特里克·杰伊·赫尔利以美国总统私人代表的身份来到中国，后又成为驻华大使。他在执行美国对华政策的过程中，出尔反尔，轻诺寡信，最终发展到和蒋介石一唱一和，公开地扶蒋反共，担当起卑劣的双簧角色。
请求罗斯福召回史迪威
1942年1月3日，根据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建议，成立中国战区盟军司令部，由蒋介石出任最高统帅。蒋介石要求罗斯福委派一位美军将领，前来担任中国战区盟军司令部参谋长。美国陆军参谋总长马歇尔推荐其部属、好友、陆军中将史迪威担任此职。史迪威素以“尖酸刻薄”著称，他来到陪都重庆，在声明自己的职责和任务时，那种“傲慢的神气”，令蒋介石极为不快。据侍从室官员说：“史迪威走后，蒋一人独坐会客室内，面部阴沉，久久沉默不语。”
蒋介石要求史迪威对他唯命是从，凡事不得有丝毫的违拗。可是，中国战场节节败退的现状，使史迪威十分沮丧、恼火，他多次向蒋介石建议，军事要改革、军队要改组，那种以效忠个人的封建关系指挥军队，势必会使中国战场一败涂地。他还将自己的想法，报告给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并且强调：“华盛顿必须了解中国的政治现实，以免上当。”
蒋介石当然不会采纳史迪威的建议，去改变“朕即国家”的封建思想。而更令他难以容忍的是，史迪威竟然要求他撤出包围共产党的几十万大军去打日本，甚至还要给抗日前线的八路军、新四军划拨一些美援物资。蒋介石岂容史迪威的另类主张，于是一再向罗斯福提出要求，希望美国将史迪威召回。罗斯福也几乎被说服，只是由于马歇尔的有意辩护，史迪威才没有被蒋介石驱回。
1944年4月，日军发动河南战役，国民党汤恩伯、胡宗南等部望风而逃，郑州、洛阳等38座城市相继沦陷。接着，长沙、衡阳失守。中国战场的大溃败，使罗斯福清醒了。他不仅没有召回史迪威，反而晋升史迪威为上将，并去信蒋介石，请他给史迪威实际的军事指挥权，让史迪威“有权协调和指挥作战行动，阻止日军的进攻浪潮。”9月18日，罗斯福又给蒋介石发来电报，敦促他尽快给史迪威以军事指挥权。
赫尔利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来到重庆的，他负有美国政府交予的五项使命：“一、防止国民政府崩溃；二、支持蒋介石任共和国总统和军队统帅；三、协调委员长与美军指挥官的关系；四、促进中国战争物资的生产和防止经济崩溃；五、为打败日本，统一所有中国军队。”
蒋介石反而“恶人先告状”，在赫尔利面前历数史迪威的不是。他对赫尔利说：“我已下决心，请罗斯福总统调回史迪威，另派一能合作的高级军官来接替参谋长职务。希望罗斯福总统不要因为我坚决要求调回史迪威而使中美之间产生隔阂。”蒋介石甚至以事关主权和人格相要挟，表示绝不接受任何强制命令，“否则，任何牺牲均所不恤！”
赫尔利被说服了，欣然为之做说客，并且夸大其词地说，蒋介石是防止中国崩溃的唯一领袖。10月10日，赫尔利给罗斯福去信说：“我的意见是，如果你在这场争论中维护史迪威，你将失去蒋介石，并且你还会连同失去中国……如果我们让中国崩溃，如果我们不能让中国军队继续参战，那么，即使天堂里所有的天使都将发誓说我们支持史迪威是对的，这也改变不了历史的结论。美国势必在中国遭到失败……我谨建议你解除史迪威将军的职务，任命另一位美国将军在委员长领导下指挥在中国的一切陆空部队。”
罗斯福胆怯了，认为蒋介石和史迪威已是水火不容。为维护美中战略伙伴关系，不得不作出让步，召史迪威立即回国。
建议毛泽东致信罗斯福
1944年10月间，赫尔利在重庆与中共代表董必武、林伯渠多次交谈，明确表示，中共应取得合法地位，军事领导机关中应有共产党员参加。他还表达了在必要时访问延安的愿望。毛泽东得知这一信息时，正在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他遂分析说：蒋介石要赫尔利来调停，可得救命之益。蒋想给些小东西而对我们加以限制，至于能拿出什么东西来，多少可以拿一点。会议经过讨论后决定，对与赫尔利会谈应取积极态度，基本问题是要改组政府；对国民党仍要批评。
11月7日上午，赫尔利乘坐的专机在延安机场降落，毛泽东和周恩来在机场为赫尔利举行了热情而简朴的欢迎仪式。次日上午，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同赫尔利举行了第一次会谈。赫尔利首先表明，他是受罗斯福总统的委派，来谈判关于中国的事情。这次来延安，还得到蒋介石的同意和批准。他拿出《为着协定的基础》，说明这份文件是他与蒋介石共同草拟的，共有五项条款，主要内容是中国共产党的军队遵守并执行国民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命令，要共产党军队的一切军官和士兵接受政府的改组，然后，国民政府才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
下午，赫尔利与毛泽东等举行第二次会谈，毛泽东说：“中国需要在民主的基础上团结全国抗日力量。首先希望国民政府的政策和组织，迅速来一个改变，这是解决问题的起码点。如果没有这一改变，也可能有某些协定，但是这些协定是没有基础的，因此，必须改组现在的国民政府，建立包含一切抗日党派和无党无派人士的联合国民政府，改变现在政府执行的不适合于团结全中国人民打日本的老政策。关于改组军队，我以为应当改组的是丧失战斗力、不听命令、腐败不堪、一打就散的军队，如汤恩伯、胡宗南的军队，而不是英勇善战的八路军、新四军。在不破坏解放区抗战力量及不妨碍民主的基础上，我们愿意和蒋介石取得妥协，即使问题解决得少一些、慢一些也可以，我们并不要求一下子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要破坏解放区抗战力量和妨碍民主，那就不行了。”
毛泽东还就《为着协定的基础》，提出了具体的修改意见。赫尔利认为毛泽东的意见是合情合理的，他说：“从今天的谈话中，我感觉到毛主席的热忱和智慧。”
9日下午，毛泽东与赫尔利进行了第三次会谈，中共提出的协定修改草案，为赫尔利所接受。毛泽东希望赫尔利回重庆后，说服蒋介石同意中共所修改的要点。赫尔利说：“我将尽力使蒋介石接受，我想这个方案是对的。”他还说：“如果蒋先生表示要见毛主席，我愿意陪毛主席去见蒋，讨论增进中国人民福利、改组政府和军队的大计，我们将以美国国格担保毛主席及其随员的安全。”
毛泽东说：“我很久以前就想见蒋先生，过去情况不便，未能如愿。现在有美国出面，赫尔利将军调停，这一好机会，我不会让它错过，我还不了解蒋先生是否会同意我们的五项要求。他如同意，我即可与他见面。我总觉得在我和蒋先生见面时，要没有多大争论才好。”毛泽东还提出，这个文件经双方同意后，双方应共同签字，公开发表。
第二天上午10时，毛泽东与赫尔利进行了第四次会谈。毛泽东就签订修改后的文件作了说明：“一、关于我们所同意的文件，请赫尔利将军转达罗斯福总统。二、关于我们与赫尔利将军商谈的这个协定，昨天晚上我们中央委员会开了会，一致通过这一文件，并授权我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这个文件上签字。三、我今天还不能和赫尔利将军同去重庆。我们决定派周恩来和你同去。总之，我们以全力支持赫尔利将军所赞助的这个协定，希望蒋先生也在这个协定上签字。”随后，毛泽东在这个一式两份的文件上签了字，赫尔利作为美国总统的私人代表和见证人也签了字。文件还留有空白处，专给蒋介石签字。
这份文件被命名为《中国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协议》即《五条协定草案》，其主要精神是：结束一党专政，改组国民政府为包含所有抗日党派和无党派政治人物的代表的联合国民政府，承认中共和所有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所有抗日军队应平等地分配同盟国的援助物资等等。
会谈结束后，赫尔利将要飞回重庆。毛泽东对赫尔利说：“我们决定派周恩来和你同去。因为估计对于许多细节，蒋先生会有意见。周同志在那里，可以和赫尔利将军一道帮助谈判。”赫尔利也说：“毛主席，你当然理解，虽然我认为这些条款是合情合理的，但我不敢保证委员长会接受它。”赫尔利还建议毛泽东给罗斯福写一封信。当天，毛泽东便将写给罗斯福的信交由赫尔利转达，信中说：
“我很荣幸地接待你的代表赫尔利将军。在三天之内，我们融洽地商讨一切有关团结全中国人民和一切军事力量击败日本与重建中国的大计。为此，我提出了一个协定。……这一协定的精神和方向，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八年来在抗日统一战线中所追求的目的之所在。……我现托赫尔利将军以我党我军及中国人民的名义将此协定转达于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