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我国有611万毕业大学生面临就业问题。经济学家认为，2009年如果实现8%的经济增长，那么可以创造出900万个工作机会。但应届毕业生就有611万之众，加上存量的毕业生、城镇新生代的劳动力和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工，这一就业形势十分严峻。温家宝总理前不久说了他最担心的两件事：“其一是农民工返乡问题，其二，大学生就业问题。”面对美国金融危机衍生的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我国政府及相关部门积极推出措施，运用职能资源扶持大学生创业就业、与“企业抱团过冬”稳定就业队伍，但是职能性资源毕竟有限。因此，创新制度，是放大“创业带动就业”政策效应的必由之路。

　　 大学生中蕴藏着十分丰富的知识潜能，他们不仅是知识经济发展的主力军，更应该是知识创业的生力军。然而，当前大学生创业热情不高，与创业“门槛高、投入大、风险多”不无关系。某报曾报道，大学生创业成功率全世界20%，在中国成功率为10%。为什么中国成功率与世界相比会低10个百分点？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果把聚焦点放在创业的“准入门槛”上，许多已经成功创业者会唏嘘不已，一些有创业欲望的则往往望而生退。由于我国尚处在体制转轨的过程中，市场准入中存在费用过高、环节过多、周期过长等瓶颈，许多“证”挡住了创业的脚步，影响了自主创业的积极性。其实，把矛头指向“准入门槛”的把关者，有失公允，当前政府部门在支持大学生创业就业中尽心尽职，问题是现行法律的滞后或缺陷，成了“共同”难以逾越的“坎”。

　　 国际社会对创业者都有一个资格确认的法律规范，主要分“法人企业”与“非法人企业”两大类。16世纪欧洲率先施行的“法人有限公司”制度的本义，就是用“有限责任”吸引更多创业投资者，并且只承担市场风险或失败带来的“投入性”损失，避免其“倾家荡产”。法人制度让更多的自然人具备了参与市场经营活动的“人格”，并且有了制度保证。

　　 认定“非法人企业”资格，国际社会都很宽松，大多是“零成本、无门槛”准入，且不管是否称“公司”之名，只要你“营业”就按章纳税，资格也在税务部门“备案”中确认，如美国；澳大利亚从1999年起就对“非法人经营组织登记”的法律规定予以废除，规定从第一笔交易赢利后纳税即行。但因为是“无限责任”，你必须对经营后果负“全责”。“非法人企业”的登记也称“营业登记”。“有限责任”与“无限责任”制度给自主创业有了“选择”，特别是对初创业的个人而言，大多会选择“零成本、无门槛、自控风险”的无限责任，实现创业谋生。

　　 “经营行为”必须登记，在我国已成思维定势。事实证明，不加区别的“登记”，不利于社会对创业就业价值追求。当前关注并支持大学生创业就业，首先要创新制度。上海要有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正如市委书记俞正声所言：“特别要激发年轻同志的激情和活力，调动积极性大胆创业，不断寻求发展”，因此要从创新“准入门槛”法律制度着手，进一步加快与国际“准入门槛”惯例接轨。其次，要创新管理模式。如对创业者选择“有限责任”和“无限责任”加以分类指导，区别“商业登记”与“营业登记”，宽严有度，执行不同标准，甚至将谋生型的创业式就业下放到社区管理。

　　 其实，我国的准入制度改革已经起步，如2005年2月，国家工商总局发布有关规定，农村流动小商小贩免予工商登记；又如2008年国务院发出专项通知降低创业者市场准入门槛；放宽对新办企业注册资金和经营场所的限制，按照法律、法规规定的条件、程序和合同约定允许创业者将家庭住所、租借房、临时商业用房等作为创业经营场所；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可根据实际情况，适当放宽高校毕业生、失业人员以及返乡农民工创业的市场准入条件。

　　 相信，有中央政策指导，通过制度创新，创业价值观引导和创业指导培训，上海大学生和全民创业的热潮一定会融化危机中的坚冰，走好踏实的每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