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温家宝总理的出席，和中央电视台空前高调的报道及相关活动安排，不久前闭幕的本届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掀起了中国旋风。

　　据说，中央电视台在短短3天之内，便约请到包括英国前首相布莱尔、NBA总裁大卫·斯特恩、WTO总干事帕斯卡·拉米、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汇丰银行董事长兼CEO史蒂芬·格林、黑石集团董事长兼CEO史蒂夫·斯瓦茨曼等在内的51位重量级采访对象。甚至有全球商界领袖主动要求接受采访。

　　采访之所以成功，不应当仅仅由于央视自身的国际影响力和组织策划能力，更主要原因还是在全球经济一片晦暗之中，人们愿意把期待的目光更多投向中国。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称，2007年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已达27%(30年前这一数据是2.3%)，是目前全球经济增长最大的推动力。2008年这一数据或许更加惊人。

　　国内研究跨国公司问题的专家王志乐曾对笔者说，在全球经济危机中，中国正在成为跨国公司的护身符和避风港。全球知名企业对中国的投资计划几乎没有缩减，跨国公司们寄望于中国项目的赢利来为母公司输血。

　　此次经济危机被认为是全球经济乃至政治格局重构的起点，不论出于何种原因与目的，西方发达国家无不高度重视和看好中国在应对危机中的作用。在民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被演绎成“只有中国才能救资本主义”。

　　本次论坛，与经济格局重构受到同样高度关注的是贸易保护主义。在这一问题上，经济危机的始作俑者美国，因为其“购买美国货”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而受到诸多指责。

　　其实，在全球经济危机之下，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已经不是美国独有现象：

　　墨西哥扬言要禁止从美国进口某些肉制品；欧盟对美国鸡肉和牛肉实施进口限令，并正考虑对美国的生物柴油征收进口关税；俄罗斯开始对来自欧盟、瑞士和土库曼斯坦的卡车开征特别养路费；印度商工部决定开始对中国、日本、韩国、泰国、欧盟、南非和美国进口的不锈钢冷轧薄板进行反倾销调查；西班牙旅游和工业部长建议西班牙人在本国而不要去法国度假……

　　一旦国内问题摆在眼前，贸易保护就成为本能反应。其中道理不难理解：在困难面前，没人有理由弃本国利益于不顾而去发扬国际主义风格为全球人操心；自由贸易是双刃剑，总体上讲，国家需要通过贸易挣别人的钱给本国创造就业机会，从而愿意选择更多出口和更少进口；解决本国问题根本上应当依靠自身力量，不要指望什么救世主。

　　在这些想法的合理支配之下，贸易自由主义事实上成为一个由手电筒里射出的光芒：自己藏在背后，去寻找别人的“污点”，而掌握在手里的按钮便是“本国利益”。那道光柱应当是利益之光，而未必是理性之光，更不太可能是公正之光。

　　作为WTO总干事的帕斯卡·拉米，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是基于职守；经济学家们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是出于理性；代表国家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则掩饰不了利益动机——这当然是无可非议的。

　　贸易自由化是国际贸易发展的基本趋势和规律，贸易自由主义更是政治正确的表达方式。极端的贸易保护，既拯救不了全球，也拯救不了自己。人们相信，20世纪30年代的全球大萧条时期，正是贸易保护主义使情况更加恶化。

　　无论是市场经济信奉的“看不见的手”，还是中国传统文化信奉的“和中共赢”，或者被温家宝总理推崇的《道德情操论》，都是在提倡：即便完全出于自私目的，也需要考虑别人的利益。

　　从理论上讲，自由贸易只是基于种种不可能条件的假设，现实当中根本不存在。贸易自由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也不是对立关系，比如双方都不否认贸易的重要性，也都不否认国家利益。在这个前提下，既没有绝对的保护贸易，也没有绝对的自由贸易，政策都是在两极之间游走，不断寻找动态平衡。

　　我们只能相信基于各国自身利益的合作的力量和魅力。如果合作真能共赢，合作局面一定能最终形成。就像不必对抨击贸易保护主义者寄予过高道德幻想一样，我们也不必对贸易保护主义者施加过多道德压力。既然是全球问题，大家就都应该是当事人，没有谁能置身利益之外，只做裁判。指责某些国家“挥舞贸易保护主义大棒”的人，一不小心，也可能成为“挥舞批判主义大棒”的人，或者引火烧身，被别人指责为贸易保护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