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收外资是我国对外开放基本国策的重要内容，30年来，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快速发展，规模逐步扩大，质量和水平不断提高，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日前，商务部研究院外资研究部主任马宇就此相关话题接受了本报专访。我国仍需积极利用外资

　　 问：新的形势下，应如何对待外资？如何更好的引导、发挥外资对中国经济的促进作用？

　　 马宇：如何看待“外商投资的抑制效应”？我认为，是否抑制取决于以下几个因素：

　　 第一，取决于基本的市场规模。如果是一个庞大的市场，且产品层次很丰富，这种市场就不会被外资独占，会给其他企业创造入门的机会，入门后，进了第一层就可进第二层，逐步递进。

　　 第二，产品的替代性。有些产品，如碳酸饮料，确实容易形成寡头垄断，全世界就两家。但是有可替代产品的行业形成的垄断不叫垄断。绝大多数产品是不具备这个特点的，所以没必要担心垄断。

　　 第三，市场主体。本地企业是否有创新能力、学习能力很重要。对中国民企而言，只要给空间，没有发展不起来的。

　　 第四，有法律政策和政府管理等多方面规制。外商投资给市场竞争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完全可以通过有效规制来降低乃至消除。

　　 所以，中国不用害怕外商投资的抑制效应。

　　 在新形势下，只有开放才能更好地利用外资。更大程度的开放，才会提高外商投资进入的门槛，使其不得不引入先进技术和加强研发，从而达到“限制和鼓励”的双重目标。就我国外商投资政策取向而言，进一步扩大市场开放仍是必须关注的，尤其是重要服务业行业。同时，配合贸易政策调整、投资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需要，放松外商投资的股权限制和投资管制；配合金融体制改革和资本市场的开放，推进新的吸收外商投资方式；加大落后地区的政策支持力度，调整外商投资区域结构。总之，以开放来引导外商投资投向，以竞争政策来规范外商投资，以外资政策来保证国家经济安全等目标的实现。

　　 吸收外资经历四个阶段

　　 问：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30年来经历了哪几个阶段？

　　 马宇：我国在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方面大体上经历了以下四个发展时期：

　　 第一阶段是1978年—1985年。中央决定建立深圳等4个经济特区作为对外开放“窗口”；1984年，进一步开放大连等14个沿海城市。与此同时，吸收外商投资正式起步。

　　 第二阶段是1986年—1991年，外商投资制造业有了较快发展。1986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规定》，鼓励外商投资技术先进和产品出口项目。1988年国务院又把山东半岛、辽东半岛列为沿海经济开放区，批准海南建省并设立海南经济特区。1990年，决定开放上海浦东。在此期间，全国累计批准外商投资企业35706家，实际使用外资190亿美元，年均35亿美元。

　　 第三阶段是1992年—2001年。在此阶段，区域开放由沿海向内陆省市扩展，中国利用外资步入高速发展期。外商投资从一般简单加工扩展到信息技术、生命科学等产业，资金技术密集型项目大幅度增加，中西部地区利用外商投资也有了较快的发展。1992年当年合同外资金额超过前13年总和。这9年年均利用外资金额达到359亿美元，是第二阶段的10倍。

　　 第四阶段是2002年至今。2001年底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转变为全方位的开放、法律框架下可预见的开放、世贸组织成员之间的相互开放。

　　 自1992年起，我国已连续16年成为世界上吸收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

　　 外资带来“鲶鱼效应”

　　 问：目前，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的发展情况如何？外资给我国到底带来哪些影响？

　　 马宇：截至目前，约占全国企业总数3%的31万家现存外商投资企业总体运营情况良好，1990年以来其工业产值、工业增加值、税收、银行结售汇顺差值等主要经济指标的增长幅度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在国民经济总量，特别是在国民经济增量中所占比重稳步提高。

　　 从中国资本构成看，外资占比不大，但是它的多方面作用，不是用其比重能够反映出来的。

　　 首先，引进外资加速了我国的技术进步和高新技术产业成长。

　　 其次是带来了管理等制度要素。外企的进入，告诉国内企业市场化的企业应该是公司制，有董事会、现代企业治理架构等。国内企业也学到了在市场的条件下去经营管理企业。在宏观上，促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

　　 三是带来了现代企业的经营意识，如品牌、营销等。

　　 四是带来了外汇和资本。开放初期我国既缺外汇又缺资本，外商投资是很重要的弥补。

　　 五是带动了开放型经济发展，推进对外开放进一步深化。

　　 六是外资在中国，培养了从管理人员到技术人员、普通员工、产业工人，从高层到低层各类人才，促进行业的整体发展。

　　 七是外商投资促进了竞争，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推动了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引进外资就像一个支点，它“撬动”的是中国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