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众多媒体前以一句“员工家属免费乘地铁是为了‘反恐’”一语惊人，引来无数拍砖的原广州地铁老总、现执掌广州白云国际机场的卢光霖，再出惊人之语。卢光霖称，“政府要改变职能，有所为、有所不为，政策不能华而不实，现在政府扶持中小企业，但一些法规使中小企业压力很大，所以最低工资标准就别再搞了，更多人有份工才最重要。 ”(2月15日《新快报》)

　　又有人意图拿最低工资标准开刀了！这一次建议取消最低工资标准的是广东省人大代表卢光霖。

　　应该说，最低工资标准的面世有其制度善意，它是对劳动者权益的一种修补，众所周知，我们的劳动力成本之低廉，中国劳动学会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先生曾说，“假如是按照国际上通用的方法——社会平均工资法，即月最低工资一般是月平均工资的40%—60%的话，目前没有任何一个省份达到这个要求。”还有一个事实不能不提，一些地方多年来已没有调整过最低工资标准。正是在这个社会背景下，仍有不少人视最低工资标准为眼中钉、肉中刺，真是其可怪也欤？！

　　身为省人大代表，卢光霖可以在庙堂之上高谈阔论，侃侃而谈，也可以在会后被媒体追逐，大发耸动人心的言论。当然，即便是奇谈怪论，是大放厥词，谁也不能剥夺他的言论自由。只是让人颇感不快和不安的是，谁来与卢代表针锋相对？谁来对取消最低工资标准进行技术上乃至舆论上的反击？

　　最低工资标准不是救命稻草，也不是拯救劳动者权益困境的不二法门，但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保障劳动者的权益。因为无须讳言的是，一些“血汗工厂”的老板对农民工盘剥甚深，支付的薪水却甚薄。有了最低工资标准，客观上，企业主的头上就悬了达摩克利斯之剑，农民工也算是有了护身符——起码有拿到最低工资的权利想象。如果取消了最低工资标准，劳动者不知该作何感想？

　　毫无疑问，那些缺乏话语权的农民工就是沉默的大多数，尽管他们也有利益诉求，也有发声的欲望，但他们无法和卢代表们进行平等的博弈。当卢代表兴奋地指责政府别再搞最低工资标准时，农民工不在场，他们也许连与其谋面的机会都没有，他们如何来表达他们的心声，如何和卢代表分庭抗礼呢？当然我们有农民工代表，但是，且不说相对于庞大的农民工人数，农民工代表偏少，这些屈指可数的代表有无意愿、有无勇气和有无能力和卢代表们针锋相对，也很难说。

　　当然，强势的代表委员有权利站在自身利益立场上发言，但不能形成一边倒的态势。有学者称，为了应对经济危机，社会各阶层都要为此付出一定的成本。政府要损失一部分税收，企业要损失利润，个人可能也要受一些经济损失，甚至失去工作岗位。但这种成本怎么分担？谁分担多少？如何分担？以什么方式分担？诚然，要共度时艰，就需要和衷共济，需要共同承担，只想着取消最低标准，而看不到农民工的哀鸣，或者干脆抛开“坐下来协商的机制”，这是对弱势群体权利的剥夺。正确的方式应该是让利益主体都坐下来，互相协商，平等对话，进行平和的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