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广州地铁老总、现执掌广州白云国际机场的卢光霖，曾以“地铁员工免费乘地铁是为了反恐”以及“民工跳楼讨薪让老板成弱势群体”的言论著称。日前，卢光霖又抛出了一个有点“烫”的观点：政府不要再搞最低工资标准了，最低薪水应由市场决定(2月15日《新快报》)。

　　“政府不要搞最低工资标准”的看法本身缺乏常识支撑，没有多大探讨的价值。加之这位明星人物多有哗众之语，故而公众连大惊小怪也可以免掉了。唯一不能忽视的，倒是公共话语体系中正在出现一股时髦的语气，那就是拿金融危机和经济不景气当作武器，大肆敲诈公众合法权益的种种怪论。

　　在卢光霖的废除最低工资标准说之外，广东两会上还出现了政协委员要求暂停带薪休假制度为企业减负的建议。相比上述零打碎敲的主张，经济学家张维迎的呼吁显得更加高屋建瓴，他声称《劳动合同法》应当停止执行。如果《劳动合同法》不作数了，那么带薪休假、最低工资都成了无本之木，一切妨碍企业主谋求最大利润的规矩都被扫荡干净，企业自可以挣脱危机的包围，而工人也可以由此获得稳定的饭碗，实在是皆大欢喜的逻辑。

　　其实，只要利益存在，分歧就存在，企业主和代表企业主利益的经济学家反对阻碍他们利润最大化的《劳动合同法》，是一种“在商言商”的必然。但《劳动合同法》不是经济法，而是社会保障法一个组成部分，其主要使命不在于保护企业主获得最大利益，而恰恰是要帮助相对弱势的劳工实现利益平衡。这样一来，企业主和经济学家的反对实在是不可避免。而无论中外，经济学家对社会保障制度的诟病一直不曾停歇过片刻，公平会影响效率是他们一贯的论调。但是，最低工资之类的制度并非中国的发明创造，而是众多市场经济国家历经多年探索而积累起来的制度精华。企业主和经济学家的反对并没有导致它的湮灭，足以见证社会若要以公平正义为追求，就必然要在社会保障方面有所坚守。

　　对保障和保障法规的攻击出现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是因为某些企业主和经济学家产生了一个错误的判断，以为危机作为危中之机可以为他们的敲诈和要挟服务。政府和社会自当有其理性，企业需要救助没错，但这种救助要通过减税和减负的形式来实现，而不是靠加大对劳工的剥夺。战胜危机的信心来自包括劳资双方在内的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努力，而不是个别企业主的狭隘自重。经济困难的时候，反而更是劳动利益最容易受到变本加厉的损害的时候，作为中立仲裁者，政府尤其需要端平执法这碗水，为弱势一方提供支持，而不是基于不均衡的话语平台，听信游说者的巧舌如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