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考察一下“中国”称谓的含义，很长一段时期里，它竟成为了地域之名，那么也就让人多少有些怅然，当时自以为是“天下中心”，视四境民族为蛮、夷、戎、狄，其实不过地处世界东亚。然而，这毕竟为年代久远之事，不必苛求古人。所需思索的，倒是如何真正避免先前那般自大情绪的影响，努力吸收当代外国先进的科学文化和很好地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更加大度，更加开放。我想，这或许是对咱们国家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最好纪念了。

　　凡“大度”者，必磊落坦荡，胸怀宽阔，正视现实，博采众长。不独个人，一个国家或民族也有“大度”问题。我想到的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大度”，按理说并不由宴宾菜肴的丰盛来体现，也不表现于替左邻右舍或为“欧洲社会主义明灯阿尔巴尼亚”大把大把地花钱方面，重要的是，对外来的一切先进事物是否敢于承认，能否兼收并蓄。

　　在我们国家，“闭关锁国”只是近几百年之事，先前并不如此。自汉唐始，开放门户，任外国人远来贸易，一部《史记》，就有《大宛传》等关于中外关系的记载；《汉书·安息传》还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中国和外国交换使节的盛况。可以这样说，愈开放便愈兴旺，愈兴旺便愈开放，李唐盛世便是明证。有唐一代自创立始就摒弃“贵中华，贱夷狄，惟我独尊”之陈腐教条，勇持“华夷一体”之变革新说，竟招揽日本、高丽、新罗、波斯等一些外国人才入府为官，掌权执政；思想上前期时代不再“独尊儒术”，而改为儒、释、道三位一体，各取其长；后期虽促佛学鼎盛，但仍不失信仰自由，并允许诸如伊斯兰教、景教、祆教等等外国教派传入和在国内各地建立寺庙教堂。

　　中华民族素有接受外来文化的优良传统，这是一面。另一方面也应看到，“君神一体”，“王朝天下”正统观念于我们国度，毕竟很有历史，倨傲自大之心，历来有之，“士大夫无域外之交”的所谓“春秋大义”，广被朝野。气度恢宏，不拒外来文化，也大抵是盛世昌明之事，正如鲁迅先生所说：“一至衰弊陵夷之际，神经可就衰弱过敏了，每遇外国东西，便觉得仿佛彼来俘我一样”。

　　近代中国落伍，很大原因在于夜郎自大，即或签约割地赔款，还要洋人打旁门出入，以示“皇威”，不倒架子。而我以为，对于传统文化希冀光大固然不差，也还需要“师法乎上”，既不妄自菲薄，也不目空一切。而于这一方面，我们可能还需注意进一步消除封建自大思想残余的影响。记得“文化大革命”中有一大型歌舞，唱曰：“井冈山道路通天下”，仿佛我们这里成了“世界革命中心”。其实调门愈高，气度也便愈窄，不敢承认自己落后，闭目塞听很长时间。

　　接受科学文化和政治文明成果，只要先进、有益，那就不论来自什么国家和地区。魏源一部《海国图志》流传日本，对其慕府时代末期打破锁国政策，直至掀起维新变革思潮，均起到积极启发作用。人家并不管哪里来的，但凡有用即可。只是我觉得，我们太容易陶醉于对历史的美好回忆，也太谨慎，“拿来”的还有嫌不足。

　　这样考虑似乎不无道理：气度不妨进一步闳放，具有不至于被他人“和平演变”与“改变颜色”的自信，不断加大对外开放的力度，对外国包括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适用普遍的行政管理经验、其他有益文化、政治文明成果等等，悉心吸取，不必介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