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一股围攻劳动合同法的热潮在企业界迅速升温。其中一个无比“雷人”的理由是：劳动合同法会使多数员工变成懒汉和刁民。

　　印象中，这部旨在规范转型期企业劳动关系、进一步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法律，在制定及实施过程中就没停止过争论。2008年9月18日，《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出台，尽管其中无固定期限合同的条款，被部分舆论指责为“偏向资方”，但部分资方依旧不依不饶，故意规避法律、变相侵权的行为也未消除。

　　直到下半年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金融海啸席卷全球，由于身处全球产业链的低端，缺少核心技术和自主品牌，多年来一路高歌猛进的中小企业开始遭遇强劲寒流。稍稍有所平息的劳动合同法论战又骤然升温。

　　一时间，劳动合同法“生不逢时”论甚嚣尘上。一些企业抱怨，劳动合同法增加了用工成本，比如，不签劳动合同需要赔偿双倍工资、裁员时需要承担经济补偿金、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增加了企业负担等。

　　表面上看，据专家测算，由于劳动合同法在完善职工福利待遇(尤其是强制三险)等方面的严格规定，中小企业一般用工成本会上升20%，其余企业则在10%~15%之间。但这个成本即便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是企业应该支付的，而且不少国家的福利标准更高，执法更严。而且，2004年以来农民工工资的上涨，主要是由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变化所致，与劳动合同法无关。

　　但还是有不少企业老板和业内人士认为，劳动合同法是导致企业关闭、撤并和撤离的主要原因。这更荒谬——难道真忘了主要是对外贸易环境的恶化、自身创新能力匮乏、核心竞争力缺失惹的祸？

　　首先，劳动合同法出台有这样一个被广泛认同的背景：在部分企业中，存在着劳动者工作极不稳定，多数劳动者的劳动合同期限在一年或一年以下，多数中小企业不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更有甚者，前几年拖欠克扣工资、干活不给钱成为一些地方较普遍现象。正是因为一些企业还没有培养出基本的社会责任意识，所以法律才会强制他们履行责任。

　　现在，至少有2000万农民工下岗回家，那么多大学生苦苦找不到一份工作，好不容易找到一份工作主要目的竟是利用劳动合同法对他们权益的保障，跑到企业里当懒汉，这样的设想匪夷所思。

　　一个现实是：即使有劳动合同法为员工撑腰，面对明显强势的企业，一个勤劳的员工即使被侵权，其维权成本也会很高，何况广大农民工在政府的不断帮助下，想看懂并理解这部法律都不容易，再想拿起法律武器充当“刁民”几无可能。

　　所以，某种意义上讲，劳动合同法只是增加违法企业的经营成本，在设置门槛上、事后惩戒上都充分考虑到了中国国情，最多算“温柔一刀”。这样的劳动“标准”和西方发达国家比还相当初级。比如在美国，企业一旦在劳动诉讼中败诉，其赔偿金少则十几万、几十万，多则上百万美元。

　　逆境往往是检验一个企业成长性的试金石。在肩负起对员工起码的社会责任的前提下，对内，我们需要热切呼唤这样一批企业——他们面对忧患，锐意进取，对内进行管理创新、技术创新、人才创新、资本创新，积极有效地控制成本，对外积极开拓市场，进行渠道和模式再造，发现并创造新的需求，从而成为一支逆风飞扬的生力军，为中国经济的未来注入活力、彰显希望。对外，可以积极呼吁政府通过推动法治的市场经济进程，从政策支持、资金、资源配置上获得更充分的国民待遇。而不是炮轰劳动合同法。(石述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