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这一位新“常客”，中国有底气从容面对，坦然因应

　　 在世人的眼中，中国文化及在这一文化熏陶中成长起来的中国人，一直含蓄而内敛。但是面对这场百年罕见的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中国领导人春季外交、内外讲话，谈得最多的两个字是：信心。

　　 有许多个理由诠释和支持着这样的自信，而深藏背后的一个是：在五千年中国历史上，危机的来临与处理，一直是中华民族的“常客”。救亡图存，变危为机，转危为安，史有明鉴，更为中国近代史屡验屡证。进入新世纪以来，现代条件下中国人危机处理的能力和水平，多次向世界展示了一个民族临危不惧，迎难而上的不屈精神，化险为夷的国家意志和力量。

　　 因此，面对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这一位新“常客”，中国聚精会神，从容因应，是民族大历史的必然。

　　 从民族历史标定得失

　　 新中国成立前，历代王朝“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物是人非，朝代更迭，屡屡得失，都取决于民心向背，民力聚散，并不因天灾外力而兴亡。

　　 受制于自然环境和资源禀赋，中国自古自然灾害多发。尽管宜耕土地开发较多，但水旱蝗灾此起彼伏，百姓习于应对。

　　 经验告诉我们，灾害压不倒人，人祸才难以承受。仅从清末、明末的种种危机看，纯粹自然灾害难于引发政治动荡。清末的华北数省灾荒没有使清王朝覆亡，1911年风调雨顺的一年却爆发革命。明末也是如此，朝庭和地方竞相横征暴敛，一省财政仅够供养几个藩王。此时天灾袭来，民乏生路，蜂起为扰，不待清兵入关，社会秩序已趋瓦解。

　　 纵观几千年中国历史，基本上可以勾勒出这样一条王朝更迭的轨迹：或者内忧、或者外患，几十年失治、战乱导致水利失修，人民流离失所。此时若发生天灾，人民没有自救能力，流民翻倍增加，人为放大了这种灾害，引发社会动荡。

　　 面对危机，安民为本。尤其不能有人为失误，决策尽量少出错、不出大错。这是中国历史对今天的深刻警示。

　　 对此，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常修泽教授有会于心。他认为，这一轮全球金融危机，为中国增添了倒逼改革的压力。借这种压力，削弱利益集团扭曲中国改革方向的“压力罩”，就会释放出强大内在动力，变危为机就有了保证。

　　 金融危机爆发，相当于落潮，石头都露了出来。石头就是中国的一些制度性顽症。要搬掉这些石头，就要靠改革。

　　 比如为什么要扩大内需，因为消费不足；为什么消费不足，因为收入较低；为什么收入较低，因为政府和垄断企业在整个国民收入分配中比重上升太快，国际分工中财富获得力弱，居民所占比重下降。这就让我们持续追溯：政府为什么支出上升过快？垄断企业的利润如何为全体人民共享？中国在国际分工中财富获得力为什么偏弱？

　　 因此，从保增长、促内需出手，倒逼政府改革、倒逼垄断型企业改革、倒逼产业升级与提升产业控制力，这就是危机促改革的思路。

　　 此外，改革中还存在利益集团影响政策、扭曲方向的问题。而在危机面前，在某些问题上，利益集团可能相互有所妥协，但也有可能厮打得难解难分。经济危机下利益集团的走向，其众生态，值得关注。如何遏制利益集团膨胀、扭曲改革的力量，发挥出广大人民参与改革的积极力量，是安定民心，凝聚民意，避免人为失误，战胜危机的重要因素。

　　 情况明决心大办法对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一个善于向历史学习，从历史中吸取力量的民族，才是有希望和未来的民族。

　　 2008年，中国经历了大悲大喜的考验。雨雪冰冻灾害、拉萨“314”事件、奥运圣火境外传递遭遇干扰、“512”汶川大地震、举办奥运会、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加剧等，一系列的大事都对中国提出了严峻的考验。这些大事，中国人民从容以对，多个重大突发事件和灾难一一化解，显示了中国人民既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又吸收人类文明的先进成果的宽广胸怀与力量。中国政府的现代危机管理能力和水平，赢得了世界赞誉。

　　 回顾历史，中央党校党史部教授陈雪薇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有三点应对危机的经验具有重大价值，这就是情况明，决心大，办法对。陈教授以1960年中国面临的严峻形势为例作了分析。

　　 当时的危机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自己犯了错误。“大跃进”对国民经济造成的损失很大；一是1959年开始的自然灾害严重，同时国外“修正主义路线捣乱”、苏联撤走专家。可谓内忧外患。

　　 中国人挺过来了，靠的就是情况明，决心大，办法对。

　　 情况明：是对形势的判断准确。困难到什么程度，要正视。毛泽东当时提出情况明，但他本人对形势的判断存在失误，而在中央主持工作的周恩来、刘少奇判断更准确。

　　 现在，党中央已经有了一致的判断，并通过各个渠道通报给全党、全国人民。今后，这样的透明还将持续、丰富。

　　 决心大：明了情况以后，要有大的决心。陈云当时说，把困难估计得最充分，与其短，不如准备长。他当时准备5年时间，结果实际用了3年时间渡过困难。这是对困难的姿态。

　　 办法对：接下来要有好的应对办法。

　　 此外，中央的表率作用至关重要。1960年，面对严重困难，毛泽东、周恩来带头不吃肉，带动全国同心同德、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共克时艰。由此而形成了上下同心、同舟共济、共渡难关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而今日，党中央也从自身做起，作出了厉行节约、压缩公共开支的部署，让干部带头和人民共患难。

　　 与历史不同的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也有过波动起伏，甚至有过大的起落，遇到过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这样的外部危机的影响。在现代条件下应对这些起伏和危机，中国已经积累了宏观调控和危机管理的经验。

　　 陈雪薇指出，1997年，当亚洲金融危机袭来之时，我们一边抓国内经济软着陆，一边应对亚洲金融危机。中央采取的种种措施取得显著成效，国际反响好。我们没有真正的危机。这也取决于当时的中央领导按照当时需要，适时采取改革开放的措施。

　　 不仅如此，我们在亚洲金融危机中牢牢抓住了机遇，充分发挥我们生产力成本、要素成本低的比较优势，同时抓住加入WTO的契机，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至亚洲金融危机结束时，我们一举奠定了外向型经济的基础。

　　 灾难是最好的老师。一个民族在灾难中失去的，必将在民族的进步中获得补偿。历经灾难和危机考验的中国政府和人民，在灾难和危机中学习，以国家意志和改革开放累积的国力、不断提升的治国理政能力、借助现代法律和科学建立起来的现代危机管理体制，把1998年的大洪水、2003年的非典、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等罕见灾难的损失降到了尽可能低的程度。

　　 尤其是汶川大地震，中国高效的抗灾救灾能力，向世界显示了中国作为一个现代国家和政府的救灾机制权威高效、制度调配科学有力。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张宇认为，经过危机的考验和洗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和模式的意义和生命力将会得到进一步彰显。

　　 张宇指出，党和政府提出的应对金融经济危机的许多重大措施，如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着力扩大内需、实现公平正义、注重民生建设、加强自主创新、开发战略资源、完善基础设施、保护生态环境等，不仅有利于我国经济尽快从危机中走出来，而且将为国民经济上一个新的台阶和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

　　 总之，当前的这场愈演愈烈的世界金融危机，既向中国的发展模式提出了空前严峻的挑战，也为中国模式的调整和创新提供了空前难得的机遇。

　　 中华民族的抗压基因

　　 一个人的性格决定了一个人的命运，一个民族的性格也决定了一个民族的命运。中国人以五千年历史所塑造，始终既有“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的苦斗精神，又有“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的浩然气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中国人历来以此自我期许。

　　 进取、团结、创造、献身，这些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最大的财富，可用金钱衡量的一切，在它面前都黯然失色。

　　 四川汶川地震后，一张照片令人震动：房子塌了，一对小夫妻支个小锅露天做菜，仍然很高兴。

　　 乐天知命，但绝不向命运屈服，中国人这种独特的精神气质，已经成为中国人共有的遗传基因。这种气质平时沉隐难见，一遇重大灾害和危机关头，就会如同一个共同的精神按钮，令所有中华儿女团结起来，行动起来。

　　 常修泽教授指出，变危为机，是中国近代史以来常见的现象。每逢大的民族危亡，都会唤醒先进人士奋起推进社会变革。

　　 比如，1894年甲午海战中国落败，这是中华民族的灾难，但也激发了兴中会等各种各样改革思潮与行动，推动了资产阶级革命的浪潮。

　　 1919年一战结束，中国作为战胜国，山东半岛却被从德国转让给日本，中华民族面临危机。于是中国爆发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也随后诞生，掀起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浪潮。

　　 1937年卢沟桥事变，日本入侵，促成中国两大政党合作，也是重大社会变革。

　　 从历史上看，危亡、危机往往孕育着新的变革。以天下为己任，推他人为我心的知识分子，行仁行义，将发掘出危机下存在的新转机，与广大人民一起往前冲、实现新的改革目标。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杨桃源董瑞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