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信用评级市场已被外来评级机构所主导，资产定价权和金融“话语权”一旦旁落，可能危及我国金融安全。这是参加全国两会部分代表委员的焦虑。

　　 掌握企业生杀大权的“嘴巴”行业

　　 全国政协委员杨超在去年全国两会上就提交了有关建立我国独立自主信用评级体系的提案。他说：“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国内资质优良的商业机构、企业就开始尝试在美国等国际金融市场上融资。但是国外的信用评级机构以种种借口压低我们的信用等级，歧视性的评级对于企业来说意味着付出更高的融资成本。”

　　 2003年底，正值我国银行业谋求海外上市之际，标准普尔宣布维持其10年来对中国主权信用评级的BBB级，即“适宜投资”的最低限，还将中国13家商业银行的信用都评为不具备投资价值的“垃圾等级”。而同时，这些评级机构又高调肯定海外投资者参股中国的银行。

　　 “金融史上不乏相似的例子。”全国人大代表、剑南春集团公司董事长乔天明回忆说，1998年初，穆迪、标准普尔先后降低香港外汇主权和主要银行的评级，加重了市场恐慌，鼓励了套利基金发动对香港金融市场的大规模攻击。

　　 有代表委员说，这是一个用“嘴巴”掌握着企业生杀大权的行业。

　　 金融危机：评级机构当“黑嘴”难辞其咎

　　 此次由美国次贷危机演化成的全球金融危机，暴露出评级机构丧失公允性这一严重问题。

　　 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总裁关建中说，美国次贷危机过程中，评级公司扮演了很不光彩的角色，他们把信用资质不良的资产(次级房屋抵押贷款)包装成高信用等级的债券推向国际金融市场，房价下跌时，引发了全球范围内金融机构的巨大损失，最终是全世界的金融机构为美国房地产泡沫买单。

　　 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金融学教授约瑟夫·梅森是较早预测次贷危机的研究人员之一，他在一篇研究报告中说：“评级机构在这个产业链中，没有做到独立、中立，相反，他们一直对为自己发工资的‘客户’提供了倾向性服务。”

　　 但全球投资者正是出于对大牌评级机构的信任，才放心大量购买次贷相关产品，而正是这些评级机构评定的3A级债券，却在一夜之间成为投资者手中的垃圾。

　　 国内评级市场“中国面孔”很少

　　 上世纪90年代，国外评级公司就开始了对中国评级市场的战略性渗透。我国本土的几家全国性信用评级机构，自2006年以来大部分已陆续被外资收购、参股或与外资进行技术合作。全国人大代表、西南财经大学教授易敏利说：“我们自己本土评级机构寥寥，大有被外来评级机构占领的趋势。”

　　 大公国际提供的数据显示，2008年国际评级机构占有中国市场80%的份额，本土评级机构仅有20%。而一个严峻的现实是，目前我国的评级行业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政府主管部门，在信用评级的市场准入及日常监管等方面尚无明确政策法规。

　　 易敏利认为，眼下我国公司债市场刚起步，企业迫切希望通过市场直接融资，广大的投资者自然就需要通过信用评级中介了解发债企业的资质。将来，我国的金融市场必然在国际金融市场上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不管是国内企业还是国外企业在我国融资，都需要客观公正的信用评级机构和体系。“因此我国迫切需要建立自己的信用评级标准，把话语权牢牢地把握在自己手中。”

　　 亟待发展本土评级业增强国际话语权

　　 目前国际上通行的信用评级方法是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由于企业经营发展和经济金融运行的复杂性，信用评级不可能有完全客观的定量化，所以受主观因素影响仍然明显。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常务副院长李小三认为，评级本身并不是一堆数据的模型，需要对一个国家的国情、价值观和企业有深刻的理解。国际评级机构基于本国的立场、数据和经验，做出的评级并不一定适合中国企业。

　　 “我们惯于只是从普通竞争性企业的性质来认识评级企业，没有对评级行业的战略意义引起重视。但外来评级机构的渗透绝不仅仅是单纯市场竞争的结果。其实信用评级的原理和方法都非常公开，我国建立自己的信用评级体系没有技术上的难度。”易敏利说。

　　 接受记者采访的代表委员均认为，目前的当务之急，一是加快立法，设置准入制度，保护核心机密；二是培育本土评级企业，扶持其进行核心技术研发；三是明确监管主体，加强对国内评级市场的监管，并将外来评级机构纳入监管体系；四是推行由本土机构和外资机构共同评级的“双评级”机制；五是尽快打造与评级机构配套的能够在国际上获取评级话语权的信息传播渠道，让中国本土评级机构的声音能够传递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