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３月４日电（记者刘健、张先国、季明）“经济发展、社会公平和政府廉洁是支撑社会稳定的三个顶梁柱。而在这三者当中，政府廉洁尤为重要。因为只有一个廉洁的政府、得到人民信任的政府才能够一心一意促进经济发展，才能够采取各种措施实现社会公正。”２月２８日，温家宝总理在中国政府网与网民在线交流时说。

　　 “社会稳定的三个顶梁柱”辩证地分析了构建和谐社会不可或缺的三个方面，既着眼当前应对金融危机，又立足长远的科学发展，引起社会各界和出席全国两会代表委员的热议。

　　 发展经济才能破解难题

　　 “‘三个顶梁柱’中的经济发展，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经济基础。不抓发展，一切无从谈起。”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工商联副主席王均金说，“特别在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许多关系着千万家庭生计的中小民营企业处境艰难，只有坚持发展中创造新机遇，才能顺利走出困境。”

　　 “出口加工企业订单滑坡，酒店空置率大幅上升，餐饮业人均消费量也明显减少。但最可贵的是大多数企业还是表达出要在‘寒冬中发芽’的坚强决心，而让企业家们最有信心的是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王均金委员感慨道。

　　 去年以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遭遇了太多的困难：从雨雪冰冻灾害、汶川大地震，到国际金融危机愈演愈烈。“有２０００万农民工失业返乡，这让人心里真着急。”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新明珠陶瓷集团公司的胡小燕代表说，“不少工友家里孩子上学、老人看病，都等着用钱。”

　　 面对严峻的形势，中央政府紧急出台了应对金融危机、促进经济发展的“一揽子计划”。经济学家、武汉大学校长顾海良代表说：“从民生工程到基础设施建设，从节能减排、生态建设到自主创新和产业结构调整，中央下达的投资正在各个领域发挥作用，速度之快、力度之大，历史罕见。近期一些经济指标表明我们的经济开始有好转的迹象。”

　　 “大发展，小困难；小发展，大困难；不发展，最困难。有如我们过去经历过的危机一样，战胜了困难之后，中国经济就会迈上一个新的台阶。”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杜鹰回顾３０年改革开放时说。

　　 代表委员们表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既要着力发展的速度，也要追求发展的质量和长远效益。“要高度警惕投资流向高耗能、高污染行业，低水平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行业项目，严防出现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和脱离实际的政绩工程。”全国人大代表、贵州铜仁地委书记廖国勋提醒说。

　　 “外部压力再大，也是短期的，怎样实现经济健康发展、可持续发展，在应对危机中调整产业结构、产品结构，才是更为长期的任务。”重庆隆鑫集团董事长涂建华代表说。

　　 有廉洁政府才有社会公平

　　 为什么在应对金融危机这样重要的时候，而群众却十分关注反腐败？在２月２８日与网民的交流中，温家宝总理说：“因为只有一个廉洁的政府、得到人民信任的政府才能够一心一意促进经济发展，才能够采取各种措施实现社会公正。我懂得百姓之所以关心反腐败，是关心我们政府的基础，就是要建设一个务实、高效、廉洁、让人民放心和满意的政府。”

　　 这番话在代表委员中引起强烈共鸣。华中科技大学党委书记路钢代表说：“这昭示中央惩治腐败的决心。”

　　 “腐败会通过损伤行业信誉和交易公平来破坏发展环境。”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叶青代表说，比如房地产领域是腐败的“重灾区”，官员在建筑容积率上的一次微调、土地转让中的一次招呼、建筑规划上的一次更改，就能给开发商带来暴利，同时开发商因支付行贿成本而不断提升房价，通过这条“腐败链”，腐败分子掠夺了公众的财富。

　　 去年，苏州市原副市长姜人杰、上海市房地局原副局长殷国元、北京市海淀区原区长周良洛相继受审判刑，其中姜人杰更是创下受贿总金额超过１亿元、单笔受贿金额超过８０００万元的两个可耻的“新高”。他们的腐败都是发生在权力集中的城建、规划、房地产领域。

　　 “反腐败工作将加速进入标本兼治的新阶段。”湖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敬大力代表说，反腐败最重要的是制度问题，只有建立完善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才能从根本上防止腐败的滋生。

　　 为政之要，莫先于用人。河南省新乡市市长李庆贵代表说：“用人导向是最重要的导向，用人腐败是最大的腐败。坚持正确用人导向，既要靠干部政策来引导，也要靠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建立健全科学的选人用人机制来保障。”

　　 促进社会公平才有社会和谐

　　 “较大幅度增加公共支出”“加大对低收入家庭的补贴和救助力度”“增加保障性住房供给”“全方位促进就业增长”……一项项具体举措，让人们在经济寒冬中感到格外温暖。

　　 王越代表说：“政府出台的促进经济发展的‘一揽子’计划中，可以看到一个最重要的信号，改善民生，成为保增长、促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从保障性安居工程、农村民生工程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医疗卫生到文化卫生事业，将住房、医疗、教育、就业等民生热点难题纳入政府投资计划，让群众感受到公平和温暖。来自重庆的农民工代表康厚明告诉记者：“以前我们村里修一条通到大路的煤渣路，群众捐了整整１５年粮食。今后这些基础设施在农村会越来越普及，农民的生活也会越来越方便。”

　　 全国人大代表朱国萍是一名居委会主任，在上海她也是远近闻名的邻里纠纷调解员。谈起这些年成功化解多起社会矛盾的经验，这位朴实的基层代表说：“近年来经济快速发展在带来人们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客观上也拉大了人们之间的收入差距，加上制度上的不完善，使一些人产生了心态不平衡的感觉。”

　　 经过改革开放３０年的发展，人们越来越意识到，“经济发展并不必然带来社会关系的缓和与社会公平。”重庆市政协副主席陈万志代表举例说，我国一些资源能源富集地区的ＧＤＰ和财政收入连年迅猛增长，造就了一大批“矿老板”，然而由于分配环节的畸形扭曲，当地多数百姓不仅无法从中受益，反而受累于因开发导致的各种生态灾难。

　　 令代表委员们感到振奋的是，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国家越来越注重“统筹”，尤其是近来出台的一系列应对金融危机的措施，更是强调以“改善民生”来促进社会公平。“在经济高速发展、社会财富迅速积累的情况下，怎样通过一个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的机制，把改革开放的成果比较合理地分配到每一个人的手中，考验着党和政府的执政能力。”全国政协委员、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蒋洪说，“老百姓的公平感关系着他们的愉悦感，只有让他们觉得社会更加公平了，他们的气儿才能更顺。”

　　 2009全国“两会”特别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