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３月４日电（记者朱薇、姬少亭、刘铮）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亿万农民工的就业问题一直牵挂着在京参加两会的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们的心。一些代表、委员热切希望——我国产业转移战略能改变１．３亿农民工候鸟式打工方式。

　　 “能够就近就业，成为当前农民工们的就业新需求。”来自重庆的康厚明代表说。在来北京参加两会前，康厚明曾就失业返乡农民工问题回到家乡农村调研。

　　 家乡的农民工唐显秀对康厚明说：“在外打工，丢庄稼，丢老的，丢小的，弄不好还丢家庭，是顾钱还是顾生活，打工多少年都没有弄明白。”

　　 近２０年来，唐显秀从未断过打工的念头，可是家庭的牵绊让她的工作时间断断续续，最长一次也只有８个月。“我做梦都想把广东的厂子搬到永川来。”

　　 与唐显秀一样，２５岁的李秀红也希望能就近就业。她曾在广东制衣行业打了６年工，前年初年辞工回家生小孩。她说：“前年朋友们打电话回来时都说工作很好找，一个月一千多块，最近她们都说工作很不好找，找到了，工资也只有七八百块。”

　　 “小孩已经断奶了，我又不会种地，要打不到工该怎么生活？”李秀红忧心忡忡。

　　 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东部沿海大量外贸企业停产歇业，农民工是这场冲击波中最先受到影响，也是受到影响最重的就业群体之一。据统计，１．３亿外出务工农民工中，有２０００万农民工失岗返乡。

　　 农民工失业为何就只能返回农村？这背后折射出中国就业制度也表现出城乡二元化之“痛”－－农民就业指标尚未进入政府就业统计范畴，也不是中央政府考察宏观经济状态的指标，直接导致农民工无法享受城镇就业优惠政策支持。

　　 全国人大代表、无锡市市长毛小平说，中国改革开放３０年，“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让农民工像候鸟一样在城市和家乡之间奔波，这种候鸟式的打工方式，虽在农民增收上取得巨大成果，但却无法使他们真正分享城市发展成果和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还产生了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等不和谐的社会问题。

　　 日前一则看似宏观的经济消息却引起了身处最基层的农民工代表康厚明的注意。商务部外资司有关负责人在一次公开场合发言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国际先进产业向中国转移的趋势日益明显。目前土地、劳动力价格等因素对东部开发区发展的制约与日俱增，迫使他们尽快把一些落后产业转移出去，这给西部开发区承接产业转移提供了机遇。

　　 “国家应加大产业转移力度，这一举措在很大程度上不仅能解决２０００万返乡农民工的再就业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很可能能改变农民工候鸟式的打工方式。如果很多产业能够在家门口落户，我们农民工就能家庭、打工两不误啦。”康厚明代表说。

　　 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发展改革委主任杨庆育认为，国家加强宏观引导支持西部地区承接东部沿海产业转移，可以起到“一箭三雕”的效果。一是为西部地区农民工提供大量的就业岗位，同时满足农民工就近就业愿望。二是为西部地区注入发展要素，打造产业集群。三是沿海部分地区出于短期利益考虑，对企业外迁并不鼓励，沿海一些产业可能加速消亡或向国外转移。

　　 “中央政府应及时出台政策，支持西部承接东部沿海产业转移，具体制订西部承接沿海产业转移指导目录，防止部分地区不顾资源环境条件招商引资恶性竞争。”全国政协委员刘明华说。

　　 全国政协委员严琦建议，西部地区在新增中央投资中设立专项重点支持示范区开发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允许开展国家高新区、经开区政策在辖区的空间置换，明确西部鼓励类产业１５％的企业所得税政策继续保留到２０２０年。

　　 “目前，农民工返乡对于西部地区发展乡镇企业也是好事，这些返乡农民工多是成熟的产业工人，不用经过大量培训即可上岗，而且见过世面的返乡农民工自己创业，也将带动农村经济的发展。”全国人大代表、重庆綦江县委书记王越说，只要国家加快产业转移步伐，让东部企业尽快到西部落户，农民工们就可以“回城不回乡”“在家门口再就业”。

　　 2009全国“两会”特别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