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3月5日报道 湖北随州特大杀人案凶犯熊振林日前递交诉状，表示希望通过“国庆大赦”保命，引发舆论对我国赦免制度的关注。昨天，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李崇富教授接受记者采访时建议，在60周年国庆期间，可适当对一些轻罪缓刑者进行特赦，体现司法“宽严并济”的原则。
支持特赦
政协委员
李崇富认为可针对特定人群体现宽严并济原则
全国政协委员李崇富表示，法律上没有大赦的提法，大赦要涉及到修改法律，但特赦则在法律上有这样的规定。我们对国民党战犯以前曾经有过特赦，从历史上来看，特赦也好，大赦也好，都是统治者为了营造祥和气氛。封建时期的大赦，也不是把所有犯人统统放出来，比如有人命案的就不特赦。李世民曾经有过一个举措，判死刑的也放你回去住一晚，第二天再来，第二天来了的就赦免了，没回来的，该杀头的还是要杀头。李崇富认为，目前我国大赦条件还不成熟。
不过，李崇富认为，在60周年国庆这样的日子，可以推行针对特定人群进行特赦。对一些犯罪危害小的、缓刑的、还没抓进去的，可以选择进行特赦，但贪官一定不能特赦，如果特赦的话影响太坏。“湖北随州的那个特大杀人犯，肯定不能特赦，他只是想留自己一命”，李崇富表示，现在没有听说过有关方面准备出台特赦的消息，但对轻微罪行者实行特赦可以考虑，这样可体现出宽严并济的原则。
法学泰斗
高铭暄上月建议特赦刑犯危险性大的决不放
建议特赦，李崇富并不是第一人。就在今年2月中旬，新中国刑法学的重要奠基人、著名法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高铭暄建议：中央在60周年国庆之际实行特赦。
高铭暄认为，赦免和打击犯罪应两手并行。对严重犯罪分子，“该打击要打击、该判重刑则要判重刑”。利用60周年大庆的机会，对已经改恶从善、有良好表现的服刑人员，依据一定条件提前释放或者减刑，“同样是一种国家的表现，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高铭暄指出，特赦可以体现“宽严并济”的刑事政策，但并不是无限宽和，不分青红皂白一概赦免，“没有悔改表现、没有改恶从善表现、对社会危险性还很大的，决不能放出去”。
反对特赦
法学专家
侯欣一表示坚决反对当前特赦缺乏论证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法学会理事、南开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侯欣一昨日在接受新快报记者采访时则表示，坚决反对特赦，因为这将造成社会治安负担。
侯欣一表示，自己对赦免本身不反对，这是国家管理的一个很重要方式，问题是我们做过论证研究没有呢？赦免的人到了社会上，会不会被接受？如果赦免了，社会没有接收能力，没有很好的安排办法，将给这些人造成很大问题，给社会治安造成很大的混乱。所以在妥善制定出台相应措施之前，轻易大赦会造成很大问题。我们国家现在农民工就业问题、大学生就业问题都没有解决，这些人如赦免出来，怎么解决就业？
“轻微犯罪的能否赦免？”记者提问。“轻微犯罪，改造未完成。没有回归安排、没有社会压力、没有就业渠道，到了社会后，仍然可能犯罪。如果社会的回归安排已经完成，对一个人的改造已经完成，那则可以考虑，如果这两条还没有被充分考虑，就匆忙赦免，只会起不良效果。”侯欣一说。
人大代表
陈舒直言没有必要老百姓不答应大赦
全国人大代表、广州市律协秘书长陈舒直言，在60周年国庆实行大赦没有必要。
陈舒表示，大赦范围如何确定是个问题，让那些穷凶恶极的杀人犯享受大赦，肯定会有很多老百姓不答应。她说，我国法律对犯人可谓“刚中带柔”，没必要再实行大赦，“现在的缓刑、假释、减刑等一系列制度已经很完善了，完全没必要进行大赦。”陈舒认为，一个人犯了罪就应该承受相应的惩罚，国家用一些制度来减轻对他们的处罚，已经是很宽大了，如果再有大赦之类的举动，容易让人产生误解，仿佛只要赶上好时机，犯了法或许就不需要承担法律责任，这有违法律的公平与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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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以来七次赦免
去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吴刚提交了一份关于国庆60周年大赦的提案。不过，吴刚对记者表示打算把“大赦”改称“赦免”或“特赦”。
据吴刚介绍，第一次特赦发生在建国十周年之际。1959年9月14日，中共中央提请二届全国人大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在建国十周年大庆时赦免一批罪犯。全国人大讨论并采纳了中共中央建议，决定对一批确已改造好的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普通刑事罪犯、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的罪犯实行特赦。此后，国家先后又实行了六次赦免。1975年3月19日，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根据国务院建议，决定对全部在押战争罪犯实施特赦。
吴刚说，在这次赦免之后，尽管我国1982年以后的《宪法》和1997年新修订的《刑法》，都对赦免做出规定。但从1975年至今，这三十多年中，国家再没有实行过赦免。
九类罪犯建议赦免
吴刚建议，60周年国庆时对九种罪犯进行赦免。75岁以上老人；未成年人和残疾人，这两类罪犯采用国际通行惯例，没有附加条件。下面四类罪犯，必须是其刑罚已经执行了二分之一以上刑期的：妇女；间接故意犯罪人和过失犯罪人；共同犯罪的从犯、胁从犯、教唆犯；其他犯罪人。
其他三种分别为：法律已经变更，现在法律对原来的犯罪行为已经废止，或者应受较轻之刑罚，但基于法律不溯及既往之原则，犯罪人没有享受减刑机会；犯罪人的主客观因素发生变化，如犯罪人已与被害人或其遗嘱和解、经过岁月已冲淡敌意等，但法院却无法预见，以致量刑过重，事后又无法补救；犯罪人情状可悯，又无再犯之虞，应予宽释，但却不符合法定条件，以致不能享受假释、缓刑、停止执行等处理的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