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关注就是公众关注，对媒体开放就是对公众开放。两会的媒体开放日就像打开了一扇窗，让各个省份有了介绍展示自己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的机会，也让公众对两会的了解有了更宽的渠道。"以前真是你觉得他神秘，他觉得你恐怖"，现在政府和官员对开放日的作用认识越来越清晰了。
不过，并不是所有的代表团对所有的问题都能不回避。相反，对于一些敏感问题，一些代表团对媒体还是有些"躲闪"。
喻国明教授认为，两会的开放要制度化。"因为记者的采访并不仅仅代表媒介的利益，更是代表百姓的知情权。"
广东的幽默河北的耐心
当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欧广源用普通话发表意见时，54岁的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对他说：“您这普通话一说，广东人听不懂，北京人也听不懂。”此话一出，比汪洋大7岁的欧广源与全场130多名记者一起被逗乐了。
这轻松的一幕，发生在6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广东代表团的开放日上。
并不是所有代表团的开放日都这样轻松。同日，河北代表团在开放日遭遇了日本记者的纠缠。在一个多小时的采访活动中，包括河北省常务副省长付志方在内的多位代表，耐心地回答日本记者提出的各种刁钻的问题。
在会后，河北钢铁集团董事长王义芳被日本记者围住，王义芳又再次耐心地重申自己的观点：“河北钢铁集团并没有承包问题饺子。”
3月6日、7日，举行媒体开放日的各地代表团有20个之多，其中包括颇受境外媒体关注的西藏自治区。
凤凰卫视记者闾丘露薇在博客中提到，西藏团的开放日上，在北京的外国记者几乎倾巢而出，西藏官员表现出的姿态也让人惊讶，“向巴平措(自治区政府主席)说起话来，就像一个耐心极好的老师，而去年‘3·14’事件之后的那场记者会上，他是严厉无比的。”
香港《大公报》资深记者王德军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经过这些年，各代表团开放日发生了不少变化，总的趋势是越来越开放了。“前几年开放的团比较少，都是大会选择几个团对媒体开放，现在除了解放军等个别代表团，其他都至少对媒体开放一次。”
山东团一位新闻官向本报记者介绍，大会要求每个团至少开放一次，但具体怎么组织，什么时间、什么形式，则由各代表团自己决定。
“开放日发展的趋势是开放的次数越来越多，参与的媒体越来越多。”这位新闻官说。
提问时间30分钟
今年的两会还在进行中，尚无数据统计。根据媒体去年报道，2008年两会新闻中心副主任、外国记者组组长田琦曾表示：“2008年的两会对外开放团之多、之全面是历史上第一次，采访环境也更加宽松。开放团组每次讨论结束后，都留30分钟作为媒体提问时间。”
根据有关规定，会议审议和讨论期间，代表和委员以外的人员不可以发言打扰。
半小时的提问时间，是两会开放日给王德军“最明显的一个变化”，他对本报记者说：“以前的代表团开放日，记者只是可以去听代表们审议报告，想采访哪个代表就得靠自己去堵了。”他认为这也是近两年的开放日总会吸引大批记者到场的原因。
在6日广东团的开放日上，到场的国内外媒体多达90家，记者130多人。听到这个数字时，现场一位香港女记者惊讶地吐了下舌头。
这一数字并不是这两天最多的。5日下午，江西团的开放日同样吸引了众多记者，据报道，有97家媒体、140多名记者到场采访。全国政协副主席、致公党中央主席、科技部部长万钢成为被提问的热点人物。
虽然代表团人数不到20人，同样在6日举行开放日的海南代表团，亦吸引了来自45家媒体66位记者的到来。
路透社记者白俊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外媒非常欢迎开放日这一形式，“可以集中把自己感兴趣的问题提出来。”
一些代表团对于记者的敏感提问也不回避，参加贵州团开放日的一位记者说，提问是随机点的，记者问的问题也很尖锐，一上来就问“瓮安事件”，而省委书记石宗源对问题毫不回避。
一面红色展板
3月7日上午是浙江代表团的开放日。在中苑宾馆一楼的观苑厅门口，浙江代表团摆放了一面巨大的红色展板，展示浙江省近年来的各项成就。
开放日不仅给了众多中外记者采访的机会，也逐渐成为各代表团展现自己的舞台。
浙江代表团开放日的现场没有任何保安，这使得现场的每个人都显得比较轻松，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进行采访。记者在现场看到，一些代表遇到自己喜欢的“名记”，会掏出数码相机和他们合影。4位代表还和每一位记者交换了名片。
在6日山东团的开放日上，山东省省长姜大明表示，要把更多提问机会留给山东省外媒体。
姜大明向在场所有媒体记者介绍了“好客山东”、“山东人游山东”计划，并说“如果今年‘五一’长假恢复的话，山东各个景点和城市将迎来众多游客。”
在发布会结束后，众多记者意犹未尽，奔向主席台，围在姜大明周围继续提问。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教研室主任竹立家教授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各种新闻发布会和两会开放日的开放状态，都是值得肯定的好现象，开放日的形式也很不错。
竹立家认为，一个好的政府，应该是公开透明的政府，是廉洁、高效的政府，这样的政府不怕公开透明，能够把权力放在阳光下，自觉接受群众的监督，而新闻媒体的监督，是人民群众监督的重要部分。
在6日的广东代表团媒体开放日上，汪洋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先对媒体表示感谢，并称媒体对广东的高度关注促进了当地工作。提问结束后，广东团一位工作人员还不忘提醒记者们：你们手里有一份小册子，上面有分组讨论的地点，你们还可以继续提问。
“计划内”提问
并不是所有的代表团，对所有的问题都能不回避。相反，对于一些敏感问题，一些代表团对媒体还是有些“躲闪”。
7日，本报记者在云南团开放日上看到，提问开始前，工作人员给记者发了一份采访须知，其中一条是“云南日报、云南电视台的摄影、摄像记者因要保留影像资料，经批准，可以到代表讨论区进行拍摄” ，“其他媒体记者一律不得到代表讨论区进行拍摄、采访”。
上午11时左右，云南团答记者问开始。本报记者和周围记者交谈后得知，不少云南省外媒体都想提问有关“仇和新政”和“躲猫猫”的问题。
不过，现场举手的记者并不多，但手拿话筒的工作人员和省长秦光荣的配合却出现了两次偏差：一次是秦光荣还没开始点记者，工作人员就把话筒递给了一位记者；另外一次是秦光荣点了一位女记者，工作人员却把话筒递给了前排的一位记者。
为了给更多记者采访的机会，秦光荣专门延长了十多分钟的提问时间，但几位关心“躲猫猫”事件的记者仍没得到提问的机会。
同样的不和谐还发生在四川代表团的开放日上。
6日，《财经》杂志记者李微敖的一篇名为“‘计划内’提问”的报道出现在网络上。报道中提到，“坐在第一排的记者，桌前都放着写有各自单位名称的标牌——他们大多是官方的主流媒体；第二排的就没有标牌；再往后，就是站席了。”
报道写到，提问开始后，“我第一个举手，但主持人点的是坐在前面的官方媒体记者。他拿起桌上的纸条——打印的那种——照着念开来。在他的左右，其他几家媒体的记者手里也各有一张纸条。”
在主持人宣布发布会就要结束时，李微敖“一边举手一边说，‘能不能给后排的我们一个提问机会？’主持人一愣，却反应迅速，‘对不起，快12点了，时间有限，我们将最后一个问题给这边的记者——这样坐在东、南、西、北各方座位的记者都有了。’他所说的‘这边的记者’，是坐在我对面、仍是第一排的有着桌牌的记者。”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常务副院长喻国明教授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来看，对各个团来说，团组的开放已经不是问题，基本上都开放了。但各地政府面对传媒的心态和能力方面还有很大差异。”
对此，竹立家教授也认为，各地在开放日对于媒体的不同态度，也是各地政府运行的水平开放程度的折射。
“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一些省份，都是改革开放的前沿省份，对于自身政治、社会发展的情况了解深刻，也愿意通过媒体发现自身的问题，不怕媒体揭伤疤，对于敏感问题也不遮遮掩掩；而有的地方，政府工作存在失误，在过去的一年里出现过重大的社会事件和问题，则往往不愿意正视，不能够正确对待媒体，也反映出行政的不透明和政府的信息不透明。”竹立家说。
期待开放制度化
一位多次参加全国两会报道的资深媒体人对本报记者表示，以前，对境外媒体来说，都觉得各代表团很神秘，不知关起门来讨论什么。现在，开放日就像打开了一扇窗，让各个省有了介绍展示自己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的机会，也让媒体有更宽的渠道。“以前真是你觉得他神秘，他觉得你恐怖”，官员害怕面对媒体，现在政府和官员对媒体的作用认识越来越清晰了。
此前媒体报道，2007年的全国两会，在公开透明方面便创造了多个“第一”：首次允许境外记者直接联系采访代表；首次对外公布各个代表团驻地的详细地址和联系电话；首次公布统一发放的各代表团新闻联络员电话号码；首次网络直播代表团团组审议；首次向境外媒体开放代表团新闻发布会……
路透社记者白俊对本报记者说，虽然这两年两会给媒体的信息渠道增多了，但在新闻发布、信息传递上，还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
《大公报》记者王德军对此亦有同感，他说，一些开放团组，有的代表委员中途就退场了，等到提问时也找不到提问对象了。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传播系主任展江教授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两会开放日形式不错，但还是期待有更大的突破。他认为，社会发展是综合的发展，开放也应该是综合性的。“官员作为政府的发言人，对于问题不能回避，如果官员对国内媒体的提问都采取回避的态度，那么对于国际媒体该如何应对？”
喻国明教授说，在当今网络时代，各级政府都要有积极面对媒体的心态，并要能够承受媒体带来的冲击。这也要求新时期的领导干部必须具备敢于面对媒体、善于与媒体打交道的能力。说到底，这不是应不应该具备这样的能力的问题，而是必须具有这样的能力的问题。
喻国明认为，两会的开放要制度化。“开放日也好，平时的记者会也好，都要有明确的制度来规定，让媒体可以自由地去听会、采访。因为记者的采访并不仅仅代表媒介的利益，更是代表百姓的知情权。”媒体关注就是公众关注，对媒体开放就是对公众开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