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3月11日电(何志勇 李晓梅)“农村教育是个大问题，近几年应当看到国家、社会对农村教育的重视程度大大提高，投入也大大增加。五六年前还不可想象的事情，现在已经成为现实，如全部免除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杂费、书本费以及对住宿生提供补助等。”10日，中国农业大学校长柯炳生接受记者采访时就农村教育、农业高等教育、农业院校服务三农等问题谈了自己的想法并呼吁：“今天讲城乡教育公平问题，与五六年前讲已有了很大的不同，因为农村教育在新的基础上应有更高的标准。因此，对农村教育、农业高等教育需加大投入。”
农村教育财政支持不能以县为主
柯炳生说，过去，我们要解决让农村孩子上得起学的问题，尤其是义务教育。现在关注的重点不仅仅是上得起学，还要不断提高教学质量，让他们上好学。从这方面来看，农村教育与城市相比，差距仍然很大，缩小这种差距非常重要和迫切。
为什么这么说呢？柯炳生认为可以从两个层面来考虑，一个是从社会公平的角度，是实现教育公平的需要。教育公平是整个社会公平的重要一部分，但不能笼统地说教育公平，要把基础教育、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分开来讲。基础教育是实现整个教育公平的基础，没有一个公平的基础教育，高等教育的公平就很难谈得上。要实现教育公平，首先就要改善基础教育条件，包括学校建设、师资配备、教学条件等等。基础教育的部分——小学和中学，一定要建在农村。“虽然成本会高一些，但不可能把孩子都送到大城市，义务教育就有1200万学生，面太宽，只能就地解决。”柯炳生说，“基础教育的公平问题，主要是区域平衡问题，东部地区、西部地区，农村的不同区域之间有差距。”
另一个是从国民经济发展的角度，是建立人力资源强国的需要。柯炳生强调说，农村教育绝不仅仅是农村的事。现在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已达1.4亿多。随着机械化的发展，大量农民的子女将来要到城市就业。如果他们都是文盲、半文盲，那国家现代化、城市化、工业化还从何谈起？所以办教育，不能光讲“县办教育”，管理上应该以县为主，但财政支持绝对不能以县为主。人才是为国家培养的，不是为县培养的，中央财政应当拿出更多的资金用于教育，现在已经拿出很多了，但仍然不够。
“农村教育问题是涉及整个国民教育的问题，是涉及国家整个现代化发展的重要问题。现代化说到底是人的现代化，不能把百分之七八十的农村人口放在现代化之外。”柯炳生说。
扩大内需农村教育更应加大投入
对于如何解决城乡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和农村教学水平低下的问题，柯炳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加强农村教师队伍建设是重中之重，“没有好的老师，再好的校舍，再好的条件也没有用。”所以，国家出台政策，按照相关法律的要求，切实保证义务教育阶段老师的工资标准和公务员一样，这一点非常重要，对稳定教师队伍有好处。此外，青年教师、城市教师到农村轮岗，鼓励大学生去农村“支教”，建立农村教师培训项目，加强对农村教师的培训以及提高农村教师的福利待遇等都是当前可行的办法。
“我个人认为，在一些地方随着交通、通讯等条件的改善，可以以县为单位，统一招聘教师，让教师在县城落户，平时在乡下工作，周末回城。这可能会有助于解决农村师资不足的困境。”柯炳生说。
政府要继续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力度，吸引社会力量参与办学，以及加强农村学校的网络建设等方面也是柯炳生列出的几项具体措施，“通过现代化的网络手段，不仅可以让老师和学生获得更多的信息和更多的资料，还可以培养他们独立自主获取知识的能力。”此外，柯炳生强调，由于国家财力有限，农村学校必须适当集中。这需要有两个条件：平原地区要有校车制度，交通不便的山区要有寄宿制度。在当前扩大内需的环境下，农村教育更应该加大投入。建宿舍、买校车，这既能满足发展教育的需要，也能满足扩大内需的需要。而且这种内需不是消费性的，今后会持续不断的发挥积极作用。
谈到农民工子女进城上学享受公平待遇难时，柯炳生表示，农民工子女进城后，给不给平等上学待遇，这是一个“两难”：不改善很不公平，改善的话会导致“膨胀”。“如果城乡差距不缩小，农民工子女进城教育问题就不能得到解决。因此，解决问题的根本还在于发展农村。如果脱离这个大背景，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很难改变，这是一个‘死结’。”
建议对农科大学生实行免费教育
“高等教育也有公平问题，但它与基础教育、义务教育的公平问题不一样。性质不一样，解决的途径和措施也不一样。”柯炳生说，“高等教育的公平是让只要考得上的孩子都上得起学，毕竟人人都上一个好的大学不可能，但人人都上一个良好的九年义务教育是可能的。”
柯炳生说，高等农业院校的服务对象是亿万农民，服务对象所处的弱势地位决定了高等农业院校自身发展也受到约束。由于受基础薄弱、试验田投入周期长、社会认知度低、社会融资能力不行等一系列因素影响，农业院校内部筹资的能力、发展的能力相对处于弱势地位。而农业高校承担的包括培养人才、科技创新、社会服务等职能在国家基础行业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因此，需要国家重视和支持，加大投入。
柯炳生呼吁，国家要不带任何约束条件地给农科大学生免学费，提高学农对广大考生的吸引力。农业院校的学费尽管较低，一年3000元，但4年12000元对于农民家庭来说仍是一个负担。
“一个青年人把4年的青春献给农科专业，我觉得已经很不容易了。我们做过一个调查，我们的毕业生有50%-60%还是从事与‘农’有关的工作。哪怕30%的学生从事农业工作也值了。”柯炳生说，“我算过一笔账，全国农科生33万人，全免每人每年3000元学费的话，国家每年投入10个亿。这10个亿值啊！学生受到资助后对国家是心存感激的，即使今后他不从事农业，他也对农村怀有感情。”
柯炳生认为，国家给农科学生免学费不应带有任何条件，不要规定学生毕业后必须到基层去、到农村去服务几年，“国家不应在这个问题上斤斤计较”。
农业院校承担服务三农重要职责
我国三农事业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下，发展很快，农业增产、农民增收，但仍然面临着很严峻的挑战。柯炳生认为，应对挑战，解决三农事业发展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农业高等院校承担着重要职能，发挥着重要作用。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人口的增加，对农产品的需求呈刚性增长趋势。但土地资源、水资源的日益短缺却影响却着农产品生产。柯炳生认为，土地资源、水资源受到制约，增加粮食生产的希望就是提高单产。怎么提高？只有靠科技。科技从哪来？农业高等院校占据我国农业应用研究的半壁江山，也是农业基础研究的主力军。
光有科技还不行！柯炳生说，在开展创新科研成果推广应用的同时，还要面向三农培养人才。具体到中国农业大学，学校在服务三农过程中突出地开展两方面的工作，一是全国性的产业服务，一是区域性人才培养和技术服务。在农业部刚刚确定的50个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农产品当中，中国农大有6位首席科学家、60位岗位科学家参与其中，为奶牛、葡萄、肉牛、牧草、蛋鸡、兔等产业进行全国、全行业、全局性的指导。
在区域服务方面的例子也不少。柯炳生说，20世纪70年代，学校主持了黄淮海改土治碱，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目前，学校与全国很多省市有着密切合作：北京郊区有肉牛、蛋鸡、蔬菜产业项目；在中国农大山东寿光蔬菜研究院，已经培育出了国产蔬菜新品种；此外，葡萄酒产业、转基因棉花，各种合作遍布全国各地。除了科技之外，还有区域性人才培养，柯炳生说，几天前学校刚刚为承德农业推广硕士授予学位，多年来学校为当地培养了大批农业管理、科技人才。而在广西，学校则对全省农口干部进行了分批集中轮训，成为区域性农业人才培养的合作典范。
这种服务是与学校自身特点和优势所决定的，是一个自然的延伸，柯炳生说，农业高等院校具有育人能力，教学能力和科研能力，教学和科研是基础，高校要推广创新成果，而不仅仅是推广已有的技术。
社会对农大认知度与其地位不相称
中国农业大学是中国农业高等院校的排头兵，这是没有异议的。但很多人不知道，与综合院校相比，它的很多项指标也排在前列。无论是院士人数、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人数、人均科研经费数、获得国家奖数量，排名都在全国前10位左右。
但柯炳生却“自爆家丑”说，有一项指标不行，就是学校招生情况一度落后于其它高校，排名基本上在全国30名后。不过，近年来这一情况也大有改变：2008年中国农大录取新生平均超过一本线50分，在北京市则平均超过一本线80分。学校在北京的招生额比外地还多，为什么录取分数还这么高？柯炳生说，因为北京的考生了解中国农大在国内高校中所处的地位。
2008年9月，在与一批来自江苏、福建等沿海地区新生聊天时，柯炳生问大家对学校感觉怎么样。得到的回答是：“比我想象中要好很多。”柯炳生说，中国农业大学在社会上的认知程度是与我们地位很不相称，很多人不了解现代农业是怎么回事，还停留在“脸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认识上。
柯炳生曾在中国农业大学任职多年，后去农业部政策研究中心工作十年，2008年重返学校担任校长。“离开十年，很多事我也不‘明白’了”，柯炳生说。
柯炳生告诉记者，当他到学校兽医系去调研时，很惊讶地看到正在给动物做手术的一大半是女同学。在他的大学时代，兽医系里天天跟骡子、马打交道的都是大小伙子。“现在都变了，没有几个人需要跟骡子、马打交道。女孩子学兽医，将来搞动物检疫，是一项很好的工作。”
在国家重点学科排名中，中国农业大学有六个国家级一级重点学科均排名全国第一，一个排名第二、一个排名第三、一个排名第六、一个排名第二十九。而学校科研经费也超过了六亿元规模。柯炳生认为，作为一所农业院校，这些都已很了不起了。
柯炳生说，曾经有一位知名专家说，他们这一领域的理想就是能在一个国际性大会做10分钟的发言。中国农业大学很多学科是世界大会的主办者，很多科学家是世界大会的主席、副主席。中国大学与国际知名大学相比较，农业学科的差距远远比其它学科要小。
